那个伴随着“沙沙”声的夜晚过去后，妈妈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她依然在清晨给我冲麦乳精，在深夜里看那本厚厚的《复活》，她依然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整洁，来对抗生活的混乱。
但有些东西终究是不一样了。
我能感觉到，我们家那根因为外公生病而绷紧的弦，并没有松下来。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以一种更内在、更沉默的方式继续拉扯着妈妈。
那本《复活》，她看得越来越慢了。
有时候，一整个晚上书签都停留在同一页。
她不是在看书，而是在透过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看着某个更遥远、更让她费神的东西。
我们家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成了这个家里最神秘，也最让我感到不安的物件。
它很少再像以前那样，因为单位的公事而响起。但每隔几天，总会在某个固定的、晚饭后的时间，发出“铃铃铃”的、清脆的声响。
每一次，妈妈都会像一只受惊的鸟一样，身体微微一颤。
然后，她会放下手里的碗筷，或者针线，走到电话机旁。
她不会立刻接起来，而是会先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给自己做某种心理建设。
接起电话后，她总是说得很少。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安静地听。
我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从她嘴里飘出来的词：“嗯”、“好的”、“知道了”、“谢谢您关心”。
她的声音，会变得比平时更柔软，也更客气，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恭敬的距离感。
每一个电话，都不会超过五分钟。
挂了电话后，她常常会陷入更长久的沉默，有时候会去阳台上站很久，有时候，则会拿起那本《复活》，无意识地、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指摩挲着它深绿色的、冰冷光滑的封皮。
我知道，电话那头是那个儒雅的吕叔叔。
但那个冬天，他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在我们家里。
直到一个下着小雨的周三晚上。
那天，妈妈的心情似乎格外好。
她下班回来，给我带了一只我一直想要的发条青蛙玩具。
晚饭，她也难得地炒了一个荤菜——韭黄炒鸡蛋。
金黄的鸡蛋，配上嫩绿的韭黄，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特别有食欲。
饭桌上，她甚至还和我开起了玩笑，问我学校里有没有小姑娘给我写情书。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看着我的窘迫样，发出了久违的、清朗的笑声。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妈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她站起身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正是那个穿着深色风衣、头发上带着一层细密雨意的吕叔叔。
“没打扰你们吧？”他笑着说，声音温和又有磁性，“刚在附近开完一个会，路过这里，想起有份关于税改的文件，明天开会要用，落在办公室了，想让你帮个忙，去单位取一下。”
“啊……好，好的。”妈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下意识地就要去拿挂在门后的钥匙。
“不急，不急，”吕叔叔摆了摆手，目光落在了我们的饭桌上，笑着说，“先吃饭，吃完饭再去。正好，我有些关于文件里的细节，想跟你当面讨论一下。”
他很自然地就走了进来，在我的身边坐下。妈妈给他拿了一副干净的碗筷，给他盛了一碗饭。
那一晚，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再次充满了那种类似家庭的、温暖而和谐的气氛。
他没有再跟我聊“鲁提辖”，而是和妈妈聊起了那本《复活》。
他们聊着聂赫留朵夫的忏悔，聊着玛丝洛娃的苦难，聊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关于“灵魂”和“人性”的话题。
妈妈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那种我曾在她研读业务时见过的、专注而又明亮的光。
在讨论某个观点时，她甚至会因为激动而和吕叔叔发生小小的争论。
她的脸颊，因为兴奋和那一点点酒精（她给自己倒了小半杯红酒），而泛着健康的红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