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雨，不像春天那么温柔，也不像盛夏那么暴烈。
它总是来得不声不响，细得像牛毛，密得像一张网，能把整个县城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潮湿的、怎么也晾不干的愁绪里。
我们家属院后面那条常年干涸的护城河，因为上游水库的整修，莫名其妙地蓄上了水。
河水是浑浊的、黄绿色的，上面漂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和不知从哪儿冲下来的、腐烂的树叶。
河水一来，那些不知在泥里蛰伏了多久的蛤蟆，就都活了过来。
每天晚上，从河边都会传来震耳欲聋的、一片“呱呱”的蛤蟆叫声。
那声音，充满了原始的、躁动的生命力，像一锅烧开了的水，搅得整个家属院的人都睡不好觉。
妈妈还在绣着那幅永远也绣不完的星空。
只是速度越来越慢了。
我发现，她开始频繁地感到疲倦，常常绣着绣着，针还捏在手里，人就已经靠在椅子上，沉沉地睡着了。
她解释说是春天到了，犯春困。
那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和我那本永远也写不完的寒假作业较劲。妈妈的行为出现了两个巨大的、让我感到不安的反常。
她第一次主动地，翻出了那个落满了灰尘的、用来装换季衣物的旧皮箱。
她把那些早已穿不下的、带着一股淡淡奶渍味的婴儿服，洗得发白的、屁股上还带着两个洞的开裆裤，一件一件地，拿了出来，在灯下，仔仔细细地看，又仔仔细细地叠好，像是在清点着一些早已被遗忘的、珍贵的遗物。
然后，她又拿出了那件她织了快一年的、深灰色的毛衣。
那件毛衣，因为我的个子长得太快，已经有些短了，袖口紧紧地箍在我的手腕上，像一副柔软的镣铐。
她却找来一把小剪刀，把已经织好的袖口和下摆，小心翼翼地全部拆掉。
那些原本排列整齐的、紧密的毛线圈，在她手里变成了一蓬蓬混乱的、卷曲的、像方便面一样的曲线。
然后，她接上新的毛线，开始重新往下织。
我看着她那个专注的、微微弓起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巨大的恐慌。
我觉得，她不像是在织毛衣，更像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飞速流逝的时间赛跑。
“妈，”我终于忍不住，放下了手里的笔，“这毛衣都旧了，还织它干嘛？”
她没有抬头，只是手上的动作，慢了一点。她说：“旧是旧了点，但毛线是好毛线，暖和。你这孩子，长得太快，
像雨后的笋一样。今年织的，明年就穿不上了。”
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深切的、仿佛要穿透我看到很多年以后的温柔和忧虑。
她说：“妈妈……可能要出趟远门。要去省里，学习。要去很久，可能……要一年。”
她继续说：
“我怕我走了，没人给你织新毛衣。先把这件加长一点，你今年冬天，就还能再将就着穿一年。等明年……明年妈妈回来了，再给你织件新的、更大的。”
那个下午，妈妈对我说，工会的汪阿姨，要带我们去一个叔叔家认认门。她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通知我晚饭吃什么一样，不带商量的余地。
我心里咯噔一下。
“汪阿姨”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密码，它总是在我们家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前出现。
我放下笔，心里充满了那种熟悉的、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往前走的、无力的抗拒感。
我不知道要去见谁，要去认什么门，我只知道，这又是一场我无法拒绝的、被安排好的戏。
汪主席果然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她今天穿了一件很鲜艳的、带着大花朵的连衣裙，脸上堆满了那种职业化的、不容置疑的热情。
我们跟着她，穿过几条陌生的、散发着一股煤烟和潮湿味道的小巷，来到了一个和我们家属院很像，但更破旧、更拥挤的筒子楼前。
楼道里很暗，墙壁上，用粉笔画着各种歪歪扭扭的跳房子的格子。
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属于劣质香烟的烟草味，和一股炒菜时辣椒被呛到的味道。
我跟在妈妈身后，闻着她身上那股熟悉的、干净的玫瑰香皂味，我觉得，她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一个穿着崭新的、甚至连折痕都还没消掉的蓝色工装的男人，早已像迎接贵客一样，等在了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