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队随安同即刻起行，对于安同求援的这段历史，北齐史家魏收所著的《魏书》中颇有些问题。
魏收此人，历经北魏、东魏、北齐三朝，被称为当时的“三才子”之一，但是生姓比较轻浮，人称“惊蝶侠”。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
他以这种心态编撰出来的《魏书》，当即被指为“秽史”，他不得不三易其稿，才最终定本。当然，尽管魏收和他的《魏书》有着诸多的毛病，依然作为二十四史之一而名流千古，是第一部记述了少数民族王朝的史书。
《魏书》记录了北魏时期胡汉纷争与融合的过程，尽管还有很多不足，却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司马富强对于北魏时期战争主线的规划完全是基于这部史书来进行的，但此时却同样因为这部史书而头疼着。
根据《魏书》原文“安同间行遂达中山。慕容垂遣子贺驎步骑六千以随之，安同与垂使人兰纥俱还，达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安同顺利地抵达了中山，慕容垂派儿子慕容麟率领六千援军随行，同行的还有使者兰纥，到了牛川这个地方，拓跋意烈带兵阻挡了慕容麟的军队。
《魏书》下一句是“安同乃隐藏于商贾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贺驎。”就是说安同为了躲避拓跋意烈的搜查，而隐藏于商人的行囊里，到了黄昏的时候又跳入一口枯井躲避，才得以脱逃，又跑回慕容麟军中。
就是这段有些让人匪夷所思，安同明明带来了慕容麟和六千援军，为何还要如此狼狈地躲避拓跋意烈，实在让人不解。
有人解释说是安同和兰纥先行一步，去通知拓跋珪说援军已经在路上，以安抚人心，结合当时几处关键地名的具体位置，这个说法算是比较合理的。
牛川在现实世界呼和浩特东南面，盛乐（现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在呼和浩特正南方，拓跋珪和拓跋窟咄最终决战的地点高柳（现山西大同东北阳高县）则位于盛乐东方300里，而后燕都城中山（现河北石家庄东北定州）则位于高柳南方偏西五百里。
根据这些关键地点的相对位置关系，司马富强可以大致判断出慕容麟军队的行军路线，应该是从中山往西南穿过太行八胫的井陉，经过山西孟县、阳曲，便到达了晋朝时期代郡的郡治代县。而北魏的前身代国也就是因为地处代郡而得名。过了代县，往西北方向即盛乐和牛川，而往东北则是高柳。
虽然中山到牛川的直线距离只不过七八百里，但是通过曲折的太行井陉，这一路何止千里。慕容麟大军行动自然是要慢于轻骑简从的安同，所以才需要他先行一步去通知拓跋珪。
此时陪安同一起去向慕容垂求援，司马富强终于可以作为当事人之一亲历此事。一切都如同《魏书》所述，东海队和安同一行顺利从中山带回了援军，并且如司马富强所料的那般，大军取道井陉入北魏。
这个时候，拓跋珪还在阴山以北的贺兰部未归，而刘亢泥和拓跋窟咄已经带着独孤部自西南后秦帝国方向逼近牛川，新生的北魏岌岌可危。
慕容麟、安同、兰纥与司马富强几人商议过后，得出一个结论。
后燕军绝对无法在十月之前到达盛乐或者牛川，而在此之前，独孤部肯定会抢先占领这一代。若是拓跋珪带着贺兰部援军先一步返回牛川，势必会被独孤部各个击破。这样一来，就算后燕援军抵达，也已经无济于事。
所以必须有人去通知拓跋珪，以便两军协同行动。经过司马富强这个“作弊者”的点拨，慕容麟将会合以及决战的地点定在了高柳，因为这处地方恰巧处于双方都可以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抵达的位置，以此来调动独孤军最为可行。
也就是说，后燕军过了代县之后将取道东北前往高柳，而拓跋珪则需要以自身作饵，吸引拓跋窟咄前往高柳。
所以说，魏收于《魏书》中对这段历史的记述只不过寥寥数语，而且于各人的传记中还有不少出入，完全无法还原历史的真相。此时司马富强亲历其境，可以说是对此战的方方面面洞若观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