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把我们的TG的党史仅仅看作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完全不对，但是如果又仅仅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历史也失之偏颇。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对于社会和世界全局设计的目光，TG的党员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换句话说不是每个组织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很有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毛派或者托派，或者他们就是官僚本身，很多官僚是没有哲学思维回路的。
官僚体制一方面将官僚当做是工具，作为整个体系的一环，一方面，它自己本身所形成的整体以个体对整体的自我认知思想产生自我意识。王亚南同志的官僚主义研究，很清楚的表明了就这种自我意识——官僚主义的实质表现来看，中国几千年前和几千年后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变化。
所以，即使是社会主义的皮，在旧的官僚主义的熏陶下，也会产生某种特质的变异，实际上建国十七年来的发生的种种事情已经逐渐显现出下来了新社会向旧社会的复归。即使工业化的浪潮开始吞噬农业社会遗留的不宜的封建残余，但是旧传统以新形式强烈地自我表现着。
陈安平对于这个感受最深。
他曾经抱着过于轻易的幻想，以为出生在后面，对于历史清楚的自己在这个世界可以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结果现实给了他最严酷的教训，以普通人的身份经历了几次残酷的考验之中，他就打消掉了一开始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山头之后，他就不得不面临严重的山头争夺战了。
这不仅仅是TG特有，如果仔细体会历史的话，可以看出来中国人的政权都是这样过来的。就如眼下，太祖并不如同历史课本上所写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意志。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扩张是最残酷的斗争，如果是国家控制资本的社会，对于国家统治权力的争夺就是最残酷的斗争。
每一次政治运动，每一次会议，都是一场残酷的斗争。所谓的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奋进的大会这种口号有时候只是为了掩饰会议的残酷，伴随着当权者相互之间权力和扩张和收缩。
这种残酷的斗争形式还没有取得一个默认的温和的潜规则底线，陈安平甚至觉得自己那位还活着住在秦城宾馆中的兄长的命运还算是不错了。
水楼期间干出那样荒唐离谱的大小诸侯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权力的获得、分配和继承是和生产、分配、再生产同样重要的社会关系。
1957年的运动可以这样理解，那些在旧社会作为精英身份可以成为统治者的人在新社会对于自己被排斥在权力机构之外感到不满，在太祖敏锐地意识到党内官僚主义开始滋生，贪污腐败开始出现，希望借助外部民主监督的力量进行党风整顿的时候，这些人借机表达了自己不满和**裸的夺取权力的欲望。就如同日后孙瑜和陈安平所看到的，当大资产阶级充分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就直接或者用代理人向权力控制资本的体制发泄不满了。
1957年以后，党内的竞争越发地激烈起来，孙瑜在听陈安平讲诉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老革命同志们之间不是充满了浓浓的基情吗？他们不都是忍辱负重，相忍为国的人吗？结果在权力面前，也表现得和普通官僚无异吗？
孙瑜的体会远远不够深刻，当初他所参与的政治-斗争还远远不到残酷的地步，至少他自己不这么认为。陈安平同志的哥哥很大程度是算是咎由自取，虽然孙瑜对于政治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但是直观和感性的体会远远不足，当曾经的印象被彻底颠覆的时候，他难免有些不适应。
不过伴随着孙瑜的到来陈安平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
一直以来，陈安平都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分裂，他怀着某种他自认为高尚的目的到了这个世界，蓦然发现自己很有可能不成功的时候，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应该为1978年之后的生活设计一条新道路了，孙瑜的出现似乎让他下定了某种决心——我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到这里来的吗？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