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帘在我们身后垂落。
那道厚重的兽皮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声音——咆哮、欢呼、那潮水般的“白狼”终于变成一片模糊的嗡鸣，像远处永不停止的雷。
我站在原地。
脚掌陷进地铺边缘的厚绒里，脚趾冰了太久，此刻忽然触到这份温热，竟有些发麻。
那是兽皮的温度——不止一张，是几十张、上百张叠压在一起，狼皮、鹿皮、羊皮，厚的薄的，长的短的，层层堆成一张几乎有半个帐篷大的地铺。
最上面一层是纯白的狼毛，长而软，没过我的脚踝。
母亲站在我面前。
她离我太近了。
近到我能闻见她身上那股混杂的气味——晚香玉的残香、草原晨雾的湿冷、兽皮未鞣净的硝水腥臊、还有她自己的、从皮肤深处渗出来的汗息。
近到我能看清她锁骨尽头那粒褐色小痣边缘细细的绒毛，在帐篷顶那一线天光里微微发亮。
她望着我。
那目光和方才在外面时不一样了。
方才她的眼睛里有清醒，有算计，有那种在千百人注视下把我和她一起推向胜利的冷酷。
可此刻，在那双近在咫尺的眼睛里，那些东西全都褪去了——只剩下一层极薄的、几乎看不见的水光。
她开口。
“以后怎么办？”
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
我张了张嘴。
我想说——我们会回去的。
等风头过去，等他们放松警惕，等我们找到那个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的“铁门”——我们回现代，回那座有霓虹灯牌和二手卡罗拉的城市。
可我说不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铁门在哪里。
不知道它会不会再次打开。
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去。
我只能望着她，沉默。
她看着我。
然后她轻轻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短，短到几乎看不出弧度。可她的眼角弯下去，唇角的纹路舒展开，像一枚被揉皱的纸团终于被摊平。
“以后的事，”她说，“以后再说。”
她顿了顿。
“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她抬起手。
那只手抚上我的脸，掌心贴着我的颊，拇指擦过我唇上那道已经凝住的血痂。
她的手指还是冰凉的，凉得像我第一次在“蓝月”后巷握住她的手——那年我六岁，她二十四岁，穿着一条亮片短裙蹲下来，用这只手抹去我脸上的眼泪。
“你要记住。”
她的声音忽然变重了。
“在公众面前，我们是夫妻。”
她的拇指停在我唇角。
“是男人和女人。”
她的眼睛近在咫尺，睫毛几乎扫着我的睫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