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南方鏖战正酣时，在北方，英法联合舰队也在加紧进攻当中。英法联军1853年7月初从台湾基隆港出发后，7月底一支英法联军分舰队占领山东的烟台，扼住了渤海湾的下额，另一支英法联军分舰队继续北上，准备占领辽东半岛的青泥洼（今大连）扼住渤海湾的上额。
华北危机，天津卫危机，北京危机，清政府当局惊恐万分，急令僧格林沁郡王火速回师救援。准备南下进剿江宁（今南京）太平军叛匪的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行驶在半路接到圣旨，心里想：“调来调去，精力全耗在路上了，还打什么战？”尽管他满脸怨气，却也不敢有违圣意，率领十万蒙古精锐骑兵，掉转马头，浩浩荡荡返回京津地区。
道光皇帝驾崩时，僧格林沁为顾命大臣之一，他是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6月5日)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格苏木百兴图嘎查普通台吉家庭。其父布和德力格尔，是吉尔嘎朗镇巴彦哈嘎屯人，家境贫寒。
道光五年七月(1825年)，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第九代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突然病逝，因索王无嗣，奉道光皇帝圣谕，科尔沁左翼后旗从索王近亲家族的青少年中选嗣。僧格林沁虽然只有十五岁，但科尔沁蒙古的优秀血统成全了这个英雄少年(《蒙古世系》记载：僧格林沁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二十六代孙)。道光皇帝选中了他，使他成为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的嗣子。而索王的妻子又是道光皇帝的女儿，论辈分僧格林沁为道光皇帝的外甥，深得皇帝的宠爱。
僧格林沁为人忠厚，保持了科尔沁人特有的忠诚、直爽、憨厚和热情奔放的个性。选嗣前僧格林沁曾在昌图文昌宫读过三年书，天资聪明、富有进取心。他在青壮年时期，在满、蒙八旗中任都统多年，虽贵为王爷，又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但由于出身寒门，懂得民间的疾苦，所以他愿意接近士兵关心属下，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军，战斗越艰巨他越是亲临第一线督战，往往是身先士卒，对部下赏罚分明。同时，忠君的正统思想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惜对清王朝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道光皇帝死后，咸丰皇帝授其为御前大臣，值此多事之秋，正是要借重他的时候。返回京城的僧格林沁郡王被受命督办京城巡防，并署銮仪卫事。
他接管京畿地区防务后，亲率精锐的十万蒙古骑兵进驻天津卫，围绕大沽炮台构筑防御阵地，准备设置三层防线，一线是以北塘、大沽两点一线的入海口，炮台防御阵线；二线是以新河、营城、军粮城三点连线的三角地带的防御阵地；三线就是天津卫了，天津卫如果也失守了，那么北京城，就失去了大半。
早在明嘉靖年间，为了防止倭寇的扰掠，朝廷就开始在大沽口驻重兵、设铜炮，作为军事要冲的大沽口，从此正式设防。到了清嘉庆21年，也就是公元1816年，在海河河口的南北两岸各建造了一座圆形炮台，形成大沽口炮台最早的雏形。当年乾隆皇帝在巡视大沽口的时候，曾为当地海神庙御书写下了“东静安澜”的匾额，但他的夙愿却没能被他的后世子孙实现。公元1840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彻底地把这位前朝皇帝对大沽炮台的寓意扔入了浩瀚的大海。英军舰队在珠江口受到林则徐顽强狙击后，直接北上威胁京津地区。大沽口炮台第一次遭受猛烈的炮战，隆隆的炮声把昏聩于紫禁城中的清廷皇帝和王公大臣惊醒，此后，清王朝吸起炮战的沉痛教训，开始加强在大沽口的军事防御，修筑土垒，增设大炮，在南岸置炮44门，北岸16门，至此大沽炮台初具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