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在那本毛姆的《面纱》里读到过一个结局。
书的末尾，女主人公凯蒂在经历了背叛、瘟疫与死亡的洗礼后，终于望向了远方。
我至今记得那最后的一行字：“她……追寻着的一条路，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
那时的我以为，所谓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剔除杂质、向着安稳靠拢的过程。
而现在的我，却在黑暗中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背道而驰。
我亲手推开了那扇名为“安稳”的门，从静和孩子为我构建的避风港里走了出来，一脚踏入了一片未知的迷雾。
那里不仅簇拥着娇艳欲滴的玫瑰，也暗藏着足以见血的荆棘。
从第一次和芮产生羁绊的北京之行，到这次放浪形骸的新疆之旅，时间轴上的刻度短得惊人，不过区区两个月。
若要细算起来，我与芮真实交叠的时间，加在一起甚至连一周都凑不满。
可这种时间感上的疏离，并没有削弱她的存在。相反，我觉得她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已经悄无声息地包裹了我的整个生活。
说是“网”其实并不确切，因为网尚且有迹可循，有结可解。而芮是无形的。
在回到上海这些平稳的日子里，她并不常出现，甚至可以整天没有音讯。但她的影响却像一种潜伏在血管里的慢性毒素，无处不在。
当她不在时，我会在深夜的诊室或是拥堵的高架桥上疯狂地想起她，想起那条红色的牵绳，想起她口罩上方挑衅的眉眼；而当她的微信提示音在我手机里微弱地响起，在平静的生活湖面上刷出一丝涟漪时，我又会像惊弓之鸟般下意识地瞥向身侧的静，生怕静发现她的存在。
就像呼吸。看上去是无形的，但你时时刻刻都需要它。当你真的意识到它时，溺死或者窒息，也许离你就不远了。
……
冬去春来之前，春节到了。
过往的春节，我和静经常决定带逗逗出国玩。
原因嘛也很简单，我们俩并不是那么重视年味。
我的家乡在江南一座小镇，而静呢，她是云南昆明人，去哪边过年，本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歧，索性两边都不去，直接出国，日本啊，东南亚啊，欧洲啊什么的。
本身假期也少，我，静，和女儿能凑到一起的假期，就更少了。
不过今年，在逗逗的爷爷奶奶强烈要求下，我们同意了带逗逗回我老家过年。
痘痘嘛则是很开心，因为奶奶在乡下小镇，有一个独栋的大房子，甚至还有一个大院子。
院子里，养着一只大花猫，还有两只每天被花猫监管觊觎到瑟瑟发抖的大肥兔子。
我们是腊月二十八到的老家。略微忙了忙，就要到年三十了。
老家的年味还是蛮足的。
从腊月二十八开始，我们就帮着亲戚们打下手；先是包馒头——我们那边的馒头很奇怪，浑圆的上面没有纠儿，但内里却有馅儿——也叫“馒头”，实际已经是包子。
这个主要是静帮着我妈在包。
然后呢，三叔会在我家院子里架起一个大铁锅，抄起一条几十上百斤的大鲤鱼，一块一块地片好，层层叠叠放入铁锅中炸焦炸脆，我们那儿管这个叫“鱼焦”，算是年三十晚上的主菜之一。
这个也没我什么事，因为我笨手笨脚，不会做菜。
我只能跟着我爸贴对联和福字；这个在老家，必须是男丁来。
听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也颇费事——不仅大门要贴，家里每一个屋门都要贴福字。
而老家的这栋自建屋太大了，卧室就有七八个。
我全部忙完，也差不多到了吃年夜饭的时间；吃完年夜饭，喝了三四两酒，爸妈又张罗着静和逗逗看春晚，打牌去了——没错，回老家没几天，我6岁的女儿学会了打扑克。
老中幼三代人凑成了一桌，剩下我一个，在书房里无聊地刷着手机。
我在等午夜。
按我们当地的规矩，午夜家家户户都要放烟花，而且只能由男丁来放。
以前是我爸或者三叔，但现在既然我已经成家立业了，就得由我来放——很无厘头的规定，12点放完烟花，早上7点不到就得起来走家串巷地拜年。
所以说，年三十晚上还是蛮折腾的。
时间才晚上8点多；还早啊！我琢磨着是不是开两局游戏玩一玩。突然楼下院子里有人敲门，乓乓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