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的春天，不管国际形式变化得多么混乱和迷离，中法在边境线上打的是多么的激烈，对于中国这片广阔土地上的最多农民老百姓来说，最让他们开心的是土地承包权的继续落实和延续。
自从段国学当年在１918年初在歼灭入侵劫掠的土匪后顺势将通敌助匪的一些地主们收拾掉后，土地政策就有了一种即不成文又不成例的操作模式。在１919年和陆荣庭撕破脸正式半独立半自治的进行发展后，各种法律法规也逐渐一一拟定。虽然这些最初的律法条文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不完善，但是对于当时绝大部分的平民老百姓来说，让他们做违法的事情是一种要杀头大逆不道的事情。同时在段国学的建设和发展下，淳朴的老百姓从新政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粮食、收入还有教育和医疗的好处，对于新政所制定下来的法律条款也都谨尊例行。
而新政中的法律队伍建设也在这种淳朴亲善的环境下逐渐地建立起来。虽然法律工作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知不知法，守不守法的问题，而是在千百年中，老百姓之间有着一种自己解决邻里矛盾、生存环境争夺的原则和行为准则。如果是村里的人犯了作奸犯科偷摸伤人的恶行，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倒也干净俐落。
但是对于土地的归属权、水源的划归这些生产资料的根本问题，如果两个村子产生这种矛盾基本上就是村级的械斗，扁担锄头斧头火铳土炮什么地全村老少一起上，打死打伤了对方的人不用赔偿，自己这边人的伤亡村里负担伤药和误工费用，死了人村里人凑份子风光大葬，家里的遗孤老少村里人继续供养着，在那个土地归属权、特别是村与村边界土地、林地还有水源划界比较模糊的时代，拳头的强弱可是代表着能不能多吃一口饭菜，多养活一个人的问题。
因此法律队伍地首要任务不仅是要让老百姓知道法律是什么，而且更要配合着政府机构队伍对土地的划分以一个公正的角度合理顺情地将两个村子、甚至是多个村子地人一一说服和做出公正的判决。
（P：一沐在工作中也遇到过这种事情，由于公司要使用到某个山头时，山头明确哪个村子的倒还好说话，青苗赔偿、土地使用等合同就找山头归属的那个村子签，但是碰到边界模糊的山头就比较麻烦了，两个村子的人会找出村里的老人跑到山头上进行谈判，双方在我们听不懂地土话中争执一番，最后争的出的获胜，实在不行就会找镇上、县里的人做公正，倒水分界，以水流的走向分化界线。不过在以前这种有利益归属的事情如果谈不拢就是要开战的。）
不过好在由于法律工作对身后是代表着新政，很多村子在眼巴巴地期盼着新型高产稻种的尽快入村好解决千年来一直困扰大家地温饱问题，因此也能配合着工作队的工作顺利展开进行。毕竟这高产的稻种一亩薄田只要没什么蝗虫洪水干旱的大灾，一亩地的产量也能让原本一个人吃饱土地上产出让三个人吃饱的产量，光这一点就能让所有靠天靠地吃饭地农民们疯狂不已。而且如果新政府建立的农业科技站还会经常派人下来指导如何培地蓄肥，新型稻种地种植密度、每丛株数都会进行手把手的讲解。对于这些大字不识几个地农民来说，这些做学问的人什么时候这么为老百姓的吃喝着想过？贴心人啊……
中国的土地自古起有着一种说法，就是土地属于国家，属于皇帝的。在这一点上，段国学也很快地借用了这一点，土地是属于国家的，从大角度上先糊住人，再进行着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对于那些地主，绝大部份村民对地主掌握着绝大部份的生产资料早就已经不满了，不进行重新的分配如何收拢住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