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狂人意识”。我每时每刻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却又是与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厮磨着，进行凄寂的游戏。这已经成了我的生存方式。俗话说“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在襁褓中这种伤痕就赫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长大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益加剧，扩散到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就如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说来也怪），那伤口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爱情的呢喃。对我这样的男人，地下活动小组的氛围格外安心惬意。那运动的外壳比其追求的目的更为适合我。掘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到那个集会中去，其实他自己总共只去了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这一方面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这一方面嘛。”所以他不去集会，倒是一门心思拽住我到外面考察消费状况。回想当时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掘木那样爱慕虚荣、追赶时髦，心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我这样仅仅喜欢“不合法”气氛便一头扎入其中的。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无疑我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愤怒斥责，被当成叛徒赶出组织。但我们却没有被开除，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我们比在绅士的合法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游刃有余，显得“蓬勃健康”。以致于被当作前途无量的同志委以重任。真让人忍俊不禁。我一次也没有拒绝，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审讯。我总是一边逗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运动的家伙常常如临大敌般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警惕过了头。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是无聊透顶的，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我心情当时是，宁愿作为共产党而遭捕，即使终生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轻松。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要么就是有事外出，所以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时连着三四天连一面都见不到。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可怕，因此也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搬到某个宿舍去住。还没说出口，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了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译员任期即将届满，想必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故乡建一个隐居的地方，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我不过是个高中生，特地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是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这样，这个家不久就转让给别人，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的阴暗房间。过了一阵子，在经济上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立马告罄，香烟、酒、乳酪、水果等等家里随时都有。书、文具、衣服和其他一切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帐。连款待掘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宿舍独居的生活，一切都只能在每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我真是一筹莫展。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没底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又全是逗人发笑的虚构。窃以为，求助他人的上策乃是引人发笑）。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可是手头照样拮据。
我没有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兀自呆子宿舍房间里我感到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暗算似的。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么去帮助那种“运动”，要么和掘木一起到处寻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荒废了。进入高中翌年十一月，发生了我和那个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徇情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奇怪的是，考试答题却颇多要领，故而一直瞒过了家人。然而不久，终于因为我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那种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游戏的心境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反正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子（现在想来，不过是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不停地下达了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副羸弱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是仅仅对“不合法”感兴趣而参加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变成了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对P的人嘀咕：恐怕你们是弄错对象了吧？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是更好吗？于是我逃走了。虽然逃走，心情却没有变好，我决定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