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福建新政府一出台，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自然就放到他们身上了。双方都拉拢一些中间势力，广西、四川的都拉了，东北军、西北军的，也都要做工作。共济会的才弥先生，福建政府拉了，这中央政府当然也要拉。现在共济会、抗五军，实力不小，在全国的影响更大。
于是，吴铁城、杜月笙等先来找了财迷。讲友情，吹捧才弥先生的爱国热情、丰功伟绩。
蒋中才蒋委员长对才弥先生是非常仰慕的，以前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现在让他担任上将参议，都是器重先生的表现。虽然因为他身在职位的原因不能公开多表扬才弥先生，但心里清楚知道才弥先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知道要不是抗五军在东北的抗日，就没有关内人民的安宁日子。现在希望才弥先生一如既往，继续顾全大局、支持政府，不要去支持分裂国家的行动；继续撑起抗日的半壁江山，发展经济，为我民族奋起、人民生活安康，再作贡献。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与关东军的一些谈判还在进行中，例如谈一些“为了民生，先与关东通邮”的问题。中央政府确实希望能经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不过让日军撤出热河和东北的事，关东军是回避与你们谈的。而现在中央政府的谈判代表口气也不软，与“承认伪满州国”沾点边的，都是不与日喷谈的。
所以，中央政府这个时候是很避免公开说支持抗日的话的，对抗五军等抗日义勇军，是当作“东北民众自发的反对日军占领的运动”这样处理的，以表示政府是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而对长城抗战、以前的上海抗战，是中央政府参加和领导的，这些战功，是可以表扬的。
再后来，宋子文也来找了光之老弟。他就讲得比较实际，他说，他是不赞成蒋中才对抗五军的一些做法的，也不完全赞同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的；他觉得就算不能明着给抗五军以支援，至少暗地里要给帮助，更不能反而影响共济会的经济收入。不过他的那个姐夫说怕东洋人掌握他们给抗五军支持的情报，影响与日军的谈判，甚至再起战事（好象东北现在没有战争了？），所以有些事宋子文也没办法。
对撤消五十五军的事，宋子文也是反对的，不过为进关抗日的军队再发饷，日军知道了又是一个闹事借口（他们要闹事，还愁找不到借口？），只好另想办法补上。这不，现在宋子文就送来了一张支票，一百万大洋。这点钱，对一个军的部队来说，算是多的，这也是知道财迷对比较少的钱根本不会放在眼里，才多给了点。
对于银行政策的调整，宋子文说不是针对大华联合银行的。这是政府正规化的需要，也是政府控制金融体制的需要。
不过，蒋中才开出最让财迷动心的条件，是让共济会的人当马鞍山和芜湖的市长、保安司令。也就是把这两个市名正言顺地让共济会管，尽管现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是共济会的天下了，但现在让当地的保安部队也公开成了共济会控制的部队了。
财迷乘机又提了对大华联合银行在各地的发展要提供优惠政策，以及让王亚樵的同乡、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出狱的事。宋子文请示后，这些条件马上得到上面的同意。宋子文还让科辉的路桥工程公司承包江浙鲁皖等一些地方修筑公路、桥梁的工程。
这时，王亚樵也已经离开福州；财迷就表态答应，说共济会的武装绝对不参与任何内战，他支持福建政府的某些政治诉求，希望中央政府能予以改进，但反对一切内战；希望国内各方通过商谈和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分歧。他本人愿意为两派协商、避免内战，作出努力。实际上，财迷本来就准备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件事的，现在正好给了宋子文一个面子。
蒋中才在徐光之身上花的代价虽然高了一点，但他看来是值得的。现在不光共济会本身势力不小，另外还有不少人是看着共济会的态度来对待像福建事件这样的大事的，其中还包括宋哲元、傅作义这样一些实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