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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天津卫的大小书场子多到什么程度呢？仅在前文书提及的河东地道外一带，就不下三四十家。蔡记书场可称个中翘楚，是最早开业并且规模最大的一家，牌匾上的正经字号是“盛芳茶社”，以此为中心，前后左右陆陆续续开设了幸福茶社、卿和茶社、立通茶社、会友茶社、新芳茶社、顺新茶社、乐园茶社、双台茶社……这都是能坐一两百人甚至两三百人的大场子。容纳六七十人的小书场、野书棚也不在少数。站立在地道外十字街上，四下里一望，幌子、布招、水牌子星罗棋布，几乎将说书这个行当推至了空前繁荣的程度。有了财源地，短不了能耐人，随便在地道外溜达一趟，打头碰脸的准能遇见几个说书人。不止天津卫本地的先生，五湖四海的评书艺人也纷纷投奔至此，有能耐的借着这方宝地大红大紫、名满津门，也有没能耐的，要么改行转业另谋营生，要么被困于此潦倒落魄，要么抱着脑袋滚出天津卫。
说书的艺人们为了能够站稳脚跟，自然是各尽其能，施展出浑身解数：嘴皮子利索的擅使贯口，开脸儿、摆砌末、诗词赞赋，说得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让听书的字字入耳，直呼过瘾；身上练过的，刀枪架摆得漂亮，说到紧要之处，拉云手、扎马步、铁门槛、双飞燕，抬胳膊动腿，要哪儿有哪儿；还有嗓门儿亮堂的，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抄起来就能唱，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起来婉转动听、韵味十足，武起来铿锵顿挫、气吞山河，一嗓子将整个书场子灌满了堂，听书的能不捧吗？也有人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占据一家野书棚子，一早买几张八卦报纸，从中挑一两段小道消息，提前看明白记住了，吃完晌午饭往小桌子后头一坐，手上的醒木一拍，掰开了揉碎了讲这件事，连批带讲再加上一通胡吹海侃，老百姓管这个叫“念报纸”，说得越玄乎，听的人越多，看似有凭有据，实则不靠谱！
传了多少辈子的长篇大书是不错，读报讲实事也能抓人，怎奈天津卫老少爷们儿的耳音越来越高，总恨不得听点出奇的玩意儿，尤其是发生在九河下梢的奇闻异事，编撰成评书故事，出在哪条街哪条胡同哪间屋子，哪条河道哪个码头哪处水洼，都有具体的方位，似听过似没听过，真假参半，有鼻子有眼儿的，那才能够叫座。只要听书的掏了钱，那就是衣食父母，人家爱听什么就得给人家说什么。艺人们为了多挣钱，全都卯足了劲，眼睛勤踅摸，耳朵多扫听，什么奸情人命、沉冤奇案、风土人情、奇谈怪论，一车不嫌多，一句不嫌少，甭管是头八百年，还是后五百载，能揉的就往一块儿揉，能凑的就往一堆儿凑，转着腰子剜着心眼儿推陈出新！
一个将军一道令，一个神仙一套法，单以这方面来说，当属在天津城南门口算卦说书的崔老道最为出类拔萃，他这个没门没户没正经学过的海青腿，凭着自己半生的离奇际遇、肚子里的陈芝麻烂谷子，外加胆大包天，别人不敢想的他敢想，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穿针引线、抽撤连环，愣是前赶后凑胡编乱造出了一部皮子厚、瓤子杂的《四神斗三妖》，前后勾搭得不说滴水不漏，却也有头有尾足够严实，还有不少外插花的“飞来笔”，篇幅顶得上好几套长篇大书，把一众听书的腮帮子勾得结结实实！
按说这可是祖师爷赏饭吃，如同当初的京剧名家“麒麟童”周信芳先生，十五岁倒仓哑了嗓子，于唱戏的而言，最要命的莫过于此，说不定这辈子干不了梨园行了，可人家周先生因势利导，重吐沙音、行腔苍婉，自创出苍劲浑厚的麒派唱腔，迷倒了多少听戏的？这不就是祖师爷恩赐的能耐吗？
崔老道的《四神斗三妖》也是如此，随便拿给二一个门里出身的，凭着这一套书，可以足吃足喝混一辈子，甚至说上到北京城、下到济南府，走哪儿都有饭吃，不过崔老道是何许人也？九河下梢人称“殃神”，生下来左手写着“活该”，右手刻着“倒霉”，什么好事搁到他身上也成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