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黎栗的房间。
门是白色的，和走廊里其他房间的门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没有门牌，没有装饰，没有任何标记表明它属于谁。
门虚掩着，大概是王姨打扫完忘了关严，从门缝里透出一条细细的光线，是窗户照进去的自然光，在走廊的地板上画出一道亮痕。
她知道他今天不在，母亲在电话里说过，黎栗这周出差，去了不知道哪个城市，谈一个什么项目，要到下周才能回来。
继父今天也有事，不回来吃晚饭，去参加什么商会的活动。
所以今天家里只有她和母亲，还有王姨——一个最安全的组合，不用面对继父那种周到却疏离的客气，不用面对黎栗那种礼貌却让人窒息的存在，只需要和母亲说说话，吃一顿饭，拿几件旧衣服，然后离开。
这是她最能接受的回家方式。
她应该上楼去找母亲。
那是她来这里的目的，是她答应了的事，是她应该做的事。
她往楼梯的方向走了两步，鞋底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一步，两步，然后她停下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停下来，她只是停下来了，然后转过身，看着那扇门。
客厅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能听见墙上那只挂钟的滴答声，能听见王姨在厨房里忙活的声音——锅铲碰锅底，叮叮当当的；水龙头哗哗流水；油在锅里滋滋作响，应该是在炒什么菜。
楼上也没有动静，母亲大概还在房间里整理那些旧衣服，或者在等她上去，或者在看手机，刷朋友圈，回微信，做着那些中年女人会做的事情。
没有人会注意到她。
她走过去，一步一步，鞋底踩在地板上，声音很轻，她刻意放轻了脚步，像是在做什么不该做的事。
她站在门前，心跳忽然快了一点——这只是一扇门，她对自己说，只是一个房间，一个他不在的房间，一个空荡荡的、没有人的房间——她伸出手，手指触到门板，门板是凉的，然后她轻轻一推，门就开了。
黎栗的房间她只进去过两三次，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第一次是刚搬来的时候。
母亲带着她参观这栋房子，像导游带着游客参观景点一样，每个房间都进去看了看，说这是客厅，这是餐厅，这是厨房，这是你的房间，这是——推开黎栗房间的门——这是你哥哥的房间。
“哥哥”两个字从母亲嘴里说出来。
轻飘飘的，像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称呼，但她听着觉得别扭，那不是她的哥哥，那只是一个和她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的陌生人，一个她没见过几面的男孩，一个她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存在。
她记得当时的感觉是“这个房间真大”，地板是亮的，擦得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的影子；墙壁是白的，白得像医院的墙，白得让人不敢用手去碰；窗户大得像一整面玻璃墙，阳光从那里涌进来，亮得刺眼，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她站在门口不敢进去，脚像是被钉在门槛上一样，动弹不得，脚踩在那块亮得像镜子的地板上。
觉得自己不应该站在这里，觉得这个房间会嫌弃她——嫌弃她的鞋底沾着外面的灰尘，嫌弃她的衣服是在镇上集市买的便宜货，嫌弃她整个人都和这个房间格格不入，像一颗灰扑扑的尘土落进了一块一尘不染的水晶里面。
第二次是有一年过年。
按理来说过年的时候黎栗不会在国内，那时候国外的大学正好是期末考试，他应该在忙着复习、写论文、做项目，但是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的期末比往年早，可能是春节比往年晚，可能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反正他回来了。
那时候她十七岁，刚上高二，母亲让她给黎栗送一份礼物，说过年了，一家人要互相表示一下，这是礼数，不能省的。
她不想去，但也没办法拒绝，母亲说的话她很少拒绝，拒绝了会有更多的麻烦，会有追问，会有不高兴，会有“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的眼神。
她只好拿着那个包装精美的礼盒——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母亲准备的，红色的包装纸，金色的丝带，看起来很贵重——走到他门前，站了几秒钟，然后敲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