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大约是听书听的太多了，说起话来非常的罗嗦。每回说到关键的地方，就给留个扣儿，端起茶杯来喝两口，大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意思。于是肖忉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给老爷子杯里续着茶。
那是一个红旗招展的年代，那也是一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几乎在一夜之间，昨天尚且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一下子成为了妖魔的化人，继而，一个又一个的妖魔从政台上被心明眼亮的群众揪了下来，带着高帽子游街，示众。
太多的人先是惶恐，又是随从，最后终于又被广大革命青年揭发出的这些妖魔罄竹难书的罪恶给激起无限的愤怒。
古镇自然也被这种气氛传染了。每个人除了绿衣蓝裤之外，又少不了胸前多了一块红红的头像章，也少不了手中的一本红宝书，更有一些忠诚的战士在臂间带了一块红红的袖标。
县长和书记被抓出来了，他们居然是走资派派来颠覆古镇人民美好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他们曾经鼓动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多种菜，然后用菜却换取钞票，再用钞票去换取粮食。镇长书记也被抓起来了，总之，一切的党政机关都成为了魔鬼的化身。
大禹王也被抓了下来。这个恶棍，他居然把自由民主的禅位制度给退化成为了“家天下”，毒害了中国五千年。而他治水，也不过是通过“招兵买马，收买人心”的方式变相的加强自己的实力，达到抢班夺权的无耻目的。
一伙红卫兵把大禹像推到了，又把大禹像的头割了下来，放进了公社的粪窖里，让他去“劳动改造”。禹王亭也被掀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安在木头杆子上的高音喇叭，没日没夜的唱着每个人都会唱的语录歌。
后来在大禹“劳动改造”期满后，那伙红卫兵又想从粪窖里把他的头找出来，挂起来展览。可是最终也没有找到，似乎早已经不易而飞了。没就没了吧，就算是这个坏分子“畏罪潜逃”了。
再后来，时光的年轮推到了1979年。
那些忠诚的战士已风光不在，没有人再去听他们高站在台子上大喊口号，他们也成了为普通百姓中的一员。然而生活还是生活，每个人为了多打几斤粮食而努力，没有人再去想什么神什么圣的。曾经的大禹王，早已经对人民没有了影响，最多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老人讲给孩子的几个故事而矣。
直到魏爱东死了。本来那个年代死亡一个人根本也不算是什么大的事件，毕竟在人们的心中烙下印迹的大事件太多了，让大多数人都麻木了。可是魏爱东却是死的很蹊跷。他的全身没有一处伤痕，面孔扭曲，眼睛睁的很大，他是被吓死的。
一个叱咤风云的造反小将，会被什么吓死的呢？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三年之后，也就是1982年，另一个造反小将张批林也以同样的方式死亡，死于惊吓过度；再这之后的第二年，1984年，红卫兵小将，张批孔，也就是1982年的死者张批林的亲弟弟，再次死于同样的方式。而这几个人便是当年推倒大禹像的同一批人。恐慌像雨后的野草般的疯狂的在古镇漫延。每家人都到了昔日禹王亭的废墟上去烧香祭祀大禹王，希望大禹王千万不要降罪到自已的身上。
曾经那些推翻了禹王亭的红卫兵骨干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赵学军正是这其中的一个。
面对着着现在社会上诡异异常的气氛，赵学军感到了害怕。每天不时的有人或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在粪水里泡着的禹王头发出清色的光芒，或是在晚上听天禹王亭方向听到凄厉的笑声。更有人煞有介事的发现没有头的大禹王挨家挨户的敲门，喊“还我头来”，赵学军每天都在打听这样的消息，每天都害怕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在这样每日提心吊胆的日子中，1985和1986年如同一个迟幕的老人般，缓缓而去。
1987年的夏天同样不因赵学军的害怕而晚来半天。送走了白日的酷热的人们很中意于这种凉风习习的感觉。期盼又是一个丰收年吧，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多收些苞米，给儿子盖个房，取个媳妇，或给自己买台带色的大电视机。那里的人儿看着可真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