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浔文武两途的本事，都不及那些科班出身的官员，他上位靠的就是剑走偏锋，因此信息情报对他的决定和行动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在他萌生了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情报组织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把飞龙和潜龙分割了开来，不管是人员、编制、配备、以及薪资饷酬。
故而他要交接也容易的很，完全不必担心飞龙和潜龙之间有什么纠缠不清的地方，叫胡凝有所察觉。因此他只清理了一个晚上，就把飞龙组织完整地交到了胡凝的手上。
皇帝召见的事，他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他在辽东的政绩那般突出，皇帝在殿堂上也公开褒奖，这就是对他的肯定。至于他犯了官场的规矩，往严里说，如此陷杀大臣便是触犯国法，皇帝对此没有公开追究，只录夺了他执掌秘谍的权力，已是极大宽容。在他想来，朝会之后皇帝召见，只是为了安抚其心，免得他以为就此失宠，心生怨诽。
可是在这一点上，夏浔却猜错了。皇帝，需要在意臣半是感激还是怨诽么？尤其是朱棣这样一个性格极其强势的皇帝，对臣子来说，雷霆雨露，俱是君恩，而对皇帝来说，那就是皇帝喜怒的真心表现，他需要因为在意一个臣子的想法而去掩饰自己的喜怒么？
鼻朝会之后，夏浔准时赶到谨身殿见驾的时候，看到内阁首辅大学士解缙及杨荣等几位学妻都在，甚至僧录司左善世道衍大师也赫然出现，便知道不是闲聊几句，安抚安抚自己的情绪那么简单了。
果然，等到人到齐了，朱棣便开宗名义地道：“诸位爱卿，俺皇考在时，为了训戒太子，曾命当朝学士、当世大儒采经传格言，编纂成书，名为《储君昭鉴录》，以教谕储君。俺今即了大位子，子孙之事，社稷之本，也不能不予关注。
想当初，秦始皇教太子法律，晋元帝对太子讲授《韩非子》，教育储君，皆予重视，然则他们偏重于法，而对帝王统治之道娄而不讲，所以导致乱亡，前车之鉴，不可不汲取教训。帝王之学，贵在切己实用，俺想要你们以俺皇考的《储君昭鉴录》为本，稍加扩充，增加俺皇考的圣读大训以及未曾载入的圣人圣言。
书中尽载大经大法，用以教导皇室子孙们，对他们的品德、学业，都有莫大好处，子孙若能守此，为君处事，便可做一个贤明之君，功莫大焉。故此，俺今日召集各位近臣，望能由杨旭、解缙、道衍三位爱卿牵头，诸位爱卿鼎力相助，编纂一部《文化宝鉴》出来，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易之法！”
夏浔已经不是刚到大明时候的愣头青了，当然知道这文教之事，在封建时代实际上是最受朝廷重视的事情，奉旨编书，绝不是一件枯躁无聊的事，其利益也绝不仅是名载史册，而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政治资本、政治权力。从皇上召集的这几个人，就可以看出对此事是如何的重视。
众大臣喜上眉梢，立即纷纷躬身领旨，夏浔随着众人行礼如仪，心中只想：“道衍大师学问精深，不但主持《太祖实录》的编撰，还自撰《道余录》，驳斥北宋二程（程癞、程颐）、南宋朱熹文稿中荒诞不经处共计四十九条，虽是一个出家人，比之当世大儒，才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解缙、杨荣等人都是当朝大学士，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叫他们参与编书，那也是理所应当。说起来，只有我这辅国公，只有一个秀才身份，还是托了那真杨旭之福，若要我去考，根本考不来的，就算我是个真秀才，在道衍、解缙这等才学之士面前，也根本不值一提，何以叫我参与，而且由我牵头？”
夏浔反复想想，终于憬悟：“是了，皇上这是一箭双雕，叫我参与，既是夺我飞龙之权后的一种安抚和补偿，也是借我国公的名份，毕竟较之内阁首辅和僧录司的官位来，还是我这公爵尊荣一些，皇上要编纂了给子孙后代们读的书，自然要特别重视一下。惭愧，这书……我是没本事写的，便挂个名，占些便宜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