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深秋，多事之秋。
出兵安南之事还没个定论，在南北西三面连番战事期间所掩盖下来的诸般问题就纷纷浮出了水面。
这日早朝，都察院御使赵子衿实然上表称，洪武年间，朝廷立下规矩，各地设置若粮仓储备，以备粮荒时间，可以开仓济民，同时各地要疏浚河道、建造水库，以备洪备旱，这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然而自前年以来，战事频仍，府库存粮为之一空，又因大量征调民役输运粮草，各地河道久不疏浚，恐来春水汛会酿成大祸。
因此，赵御使提出，希望皇上下旨，严令各地布政司切实做好粮食储备和水利设施的建施，同时应把这项业绩列入相关官员年终考课，以确保太祖高皇帝时制定的这项体恤百姓的政策得以贯彻实施。
赵御使是都察院的少壮派，前两年做巡城御使的，刚刚成为十三道监察御使，地位比较低，提的又是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所以他的出头没有引起大佬们的注意，但是这件事关系重大，皇帝却是不敢等闲视之的，在那个时代，三农问题就是国家最最根本的问题，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大问题解决不好，国家必生大乱。
因此朱棣立即下旨，命有司依此办理。紧接着，内阁又呈给皇上一封奏折，原来是江西广信府玉山、永牛两县发生大瘟疫，疫情暴发迅猛，至呈报时止，已然死亡近两千民众。紧接着户部又报，广信府上饶县也发生瘟疫，死三千余人，当地民心惶惶，不少人背井离乡，逃往他地。
朱棣大为紧张，立即命令输运粮食、药品，救灾救疫。赈济地方。这道旨意下完，户部就跑到谨身殿向皇上哭穷，没人、没钱、没法子救灾。朱棣召集内阁议事，一时也拿不出急切有效的办法，朱棣无奈。只得下旨，除在京的《永乐大典》编撰事宜外，金陵大报恩寺、武当山道场两大工程暂且停工。
随即朱棣又诏谕北京行都司：北京军民数年之前，或效力戍行，或供亿师旅，备历艰难。平定以来，劳苦未苏。而营建北京，国之大计。不得不重劳百姓。自今北京诸郡不急之务，及诸买办，全部停止。
这些工程暂停，总算挪出了大笔的银两，分别用于救灾救疫和储备粮食，在此期间，陈瑛起初并未发觉内阁和六部重点呈报这些事情的本意，眼见朝堂一片热火朝天。文武百官都在关注国计民生问题，陈部院不甘寂寞，忙也勒令所属查缉问题，结果还真被他查出一个大问题，急急报与皇上，虽然其目的不纯，却给百姓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原来。河南邓州这时也发生了疫情，只不过这里的疫情不是针对人的，而是牛疫，大批官牛生病死去。当地官府对交由百姓饲养的牛马都有严格的考核和惩罚制度，但是像这种并非饲养不善的不可抗力。本来不该予以惩罚。但是大批官牛病死，官员们唯恐受到朝廷责备，于是就把损失分摊到了养牛户身上。
官员们要求饲养官牛的百姓照市价赔偿，结果折腾的许多百姓卖田卖房，还不够的，甚至卖儿鬻女，一时惨不堪言。陈瑛把这事儿报到朱棣那里，正为国计民生感到焦头烂额的朱棣只气得三尸暴跳，大骂道：“养牛，本来是为了让百姓们能够过上好日子，现在怎么反而成了毒害百姓！”
愤怒已极的朱棣随即下令，要求当地官府一律免去因牛疫而摊派到百姓头上的赔偿；卖掉的房屋、田地，由官方予以赎还，卖掉的儿女，也由当地官府全权负责寻回。同时，对这些邀宠媚上、坑害百姓的官员进行了严厉处罚，可是这一来，朝廷又是好大一笔支付。
朱棣捉襟见肘，不得不考虑起夏浔所说的话，他的确有意让汉王去平定安南。一来，汉王朱高煦在漠北的表现可圈可点，确实是个帅才，而张辅在安南之战前，名声不显，无人知道他是名将之才，在朱棣看来，他的儿子去征安南，恐怕比张辅做的还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