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号兄弟
木屋不隔音，女儿欲仙欲死，虎狼之年的母亲也倍受煎熬。
洛亚住在刘卫民隔壁，打火石的声音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刘卫民听得真切。他知道洛亚在一个劲地吸烟，便咬着牙隔着木板小声问，“婶，你别难过。要是看不下去，只要说一句话，我弄死狗日的海恩堡？”
隔壁室内的洛亚在黑暗中愣了一下，被烟呛得咳嗽了几声，好不容易才平静一点，她喘着气数落道，“难过个屁……屁……我闺女蓬缇漂亮吧，你要是受不了，婶过去陪你……嫌婶老，让蓬缇陪你，她可是那么疼你啊……”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道，“算了，你们不是一般人，婶说笑的。唉，坎阿是个废人，我女儿才二十一岁，正瘾头大的时候，你做弟弟的，忍心让她守一辈子活寡啊？”
刘卫民入戏也太深，他可是一直把蓬缇当成自己的姐姐。肥猪一般的海恩堡成为“姐夫”，让他感到很恶心。可听了洛亚的话，心里的愤怒陡然烟消云散，象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洛亚也睡不着了，她长叹了一口气，干脆隔着木壁，与刘卫民拉起了家常。
坎阿是被安南军队误伤至残，好呆保住了命，却再也不举了。洛亚年轻时曾经是乡村小学教师，很有见地，亲耳听了她的讲述，还是让刘卫民沉默了。在永珍时，小队集体恶补了纳加小组提供的高棉资料，刘卫民对红色高棉的所作所为，深有了解。现在听了洛亚的讲述，他的心情还是格外沉重。
红色高棉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单纯从它的内政看，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左”到极致的三件事，让红色高棉付出了民心、道义和政权三个重大的代价。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打下首都金边，随即就将全国县城以上的城镇居民，全部赶到农村务农，老、弱、病、残、孕也不例外。红色高棉原意是想举全国之力快速生产粮食，渡过大饥荒。但遣散人口客观上造成城市迅速凋蔽，成为其失去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接着，又在全国取消货币和商品交易，实行全民“供给制”。早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红色高棉就请中国帮助印制了新的高棉货币瑞尔。但政权到手后，朗诺时期的货币被作废，但新的货币却从未发行。没有货币流通，商店、饭店、邮局、电话局、电报局和公共交通工具等一系列当代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全部消失。整个高棉，变成了一潭死水。
而肃反扩大化，则直接大伤了红色高棉的元气。西哈努克时期三位著名左派大臣乔森潘、符宁和胡荣都是柬共党员，在民众中具有很高威望。在肃反运动中，符宁和胡荣先后被处决，而乔森潘虽然保住一条命，却仅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韩桑林和洪森等高级干部，则先后逃到安南。肃反扩大大，使党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
最令刘卫民不解的是，红色高棉竟然也“排华”。
红色高棉夺取全国政权后，一方面在外交上一面倒，完全依靠中国。只接受中国援助，不接受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因而一度成为中国的沉重负担。高峰时期，中国援柬工程技术人员达到数千人。另一方面，大量华侨和华人也被驱赶到了农村务农。这也导致大批华侨和华人，对中国政府不满。
返回帕格村后，刘卫民的所见所闻，让小队众人心情都十分沉重。
虞松远等人刚开始时对杨明涛选择单干，还有点不理解。现在，没人再怪他。杨明涛长期在中南半岛工作，他了解高棉各派力量。他深知，“左”的代价过于沉重，高棉人民不会再给红色高棉一次机会了。中国政府对红色高棉的所做所为并不赞成，但出于地缘政治战略的需要，在当时中南半岛的大格局中，又不得不支持他们。
在今天的世界上，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为了污蔑国际运动和政党，西方人宣扬的所谓“红色高棉残害国内民众史”，根本经不起推敲，它绝非真正的历史，却迷惑了许多人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