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李云龙的意外，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后，似乎并没记仇，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显得很有涵养，好像他俩之间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
相比之下，李云龙就做得差多了，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心里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现出来。
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野心，凡事总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人之间从没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了。
而马天生就不同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自己做主就是。
他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时曾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希望多多帮助，听得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可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他根本没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
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地称“老李”。
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总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吗？娘的，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
这他娘的到哪儿去说理？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繁琐，比如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
据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有一次竞累得昏倒在田头。
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个人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钉的旧军装。
他调来的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眼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生病战士的床前，感动得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庭困难已解决，希望安心服役云云。
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
因为只有马政委和他们谈过心，询问过家庭情况。
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都见过马政委屋子里到深夜还亮着灯光，有好事者扒着窗沿探望过，见马政委正捧着毛主席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
郑秘书有一次去马天生家送文件，回来后告诉李云龙，马政委家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件公家配发的家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连**的被褥都是有补钉的，可他有很多书籍，郑波扫了一眼，只记住几本，有《自然辩证法》，有《一八七一公社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有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书名没看清。
郑波是这样评价的：“看得出来，马政委是个理论型的干部，文化水平很高，从藏书上能看出来，我以前也去过老政委孙泰安家，孙政委没有藏书，除了''四卷''，只有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水平上看，这两个政委是没法比的。”
李云龙听着不大入耳，便阴沉着脸道：“郑秘书，我是不是该和干部部打个招呼，调你去马政委那里工作呀？”此话一出口，郑波就住了嘴，从此再也不提马政委的藏书和理论水平了。
除夕那天，马天生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做政治动员，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