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结束之后，我们四个人并排躺在那张一米五宽的小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雨水洇出的霉斑，谁都没有说话。
沉默持续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们都睡着了。
然后苏棣忽然在黑暗中开口，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从高处飘落：“叔叔，等我长到十八岁，我要嫁给你。” 苏棠立刻接口：“我也是。” 姜晚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在被子下面找到了我的手，与我十指相扣。
她的掌心温暖而干燥，带着一股让人心安的坚定。
良久，她才用那贯平稳如水的声调，说了一句：“排队。” 我以为她们是在开玩笑，是在用孩子气的、过家家的方式表达她们彼时彼刻的情感。
我没有当真。
至少在当时，我没有当真。
但她们是认真的。
苏棠和苏棣十二岁那年冬天，两人在全国青少年舞蹈锦标赛上再次双双斩获一等奖。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问姐妹俩有什么梦想。
姐姐苏棠冲着镜头笑得露出了小虎牙，脆生生地说：“我要嫁给一个全世界最好最好的男人！”妹妹苏棣在后头补了一句：“对，我们俩要嫁同一个人！”现场笑成一片，都以为是小孩子的天真童言，只有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直播的我，手抖得连烟都夹不住。
姜晚十六岁那年夏天，以全市前十名的中考成绩被省重点高中录取。
她放弃了这个名额，选择了本市一所普通高中，理由是“离家近”。
真实的原因我们心知肚明——省重点在省城，距离这座城市三百多公里，她不想，也不愿意离开我。
她的母亲为此暴跳如雷，差点和她断绝关系。
姜晚一声不吭地承受了所有的辱骂和眼泪，然后在深夜敲开我出租屋的门，扑进我怀里，把脸埋进我的胸口，闷声说了一句：“我哪里也不去。”我搂着她，手摸到她后背一根根明显的脊椎骨，才知道这个看似最沉稳、最坚强的姑娘，把自己逼到了什么程度。
之后的日子说快不快，说慢不慢。
我在学校里逐渐站稳了脚跟，带的班级成绩从垫底爬到了中游，又从小学爬到了前列，教导主任见了我终于不再横眉怒目，偶尔还会点个头打个招呼。
姜晚高中毕业之后考进了本地的一所师范学院，她说毕业之后要回来跟我当同事，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每天和我待在一起了。
苏棠和苏棣初中毕业之后没有选择上高中，而是双双进入了省歌舞团，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常年在各地演出，但不管多忙，每个月至少要回来一趟。
她们三个用各种我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方式，把她们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花在了我身上——姜晚帮我分期付款在城郊买了一套小房子，苏家姐妹出钱装修，钥匙交到我手里的那天，三个人齐声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家。”
我终于有了一个家。
不再是那间弥漫着霉味和酒精气的出租屋，而是一个有阳光、有厨房、有阳台、有三双颜色不同的拖鞋整整齐齐地摆在玄关的、真正的家。
我在那一刻终于相信，她们说的那些关于“嫁给我”的话，并不是孩子气的玩笑。
苏棠和苏棣二十岁那年夏天，姜晚二十四岁，我四十岁。
我们在一个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周六上午，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由于法律不允许一夫多妻，我们没有办任何法律意义上的结婚手续，只是在教堂里举行了一场私人仪式，没有亲友，没有宾客，主婚的是教堂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牧师。
他可能以为我们是某个大家庭的什么特殊礼仪，没有多问，只是按照流程主持了宣誓。
苏棠和苏棣穿着她们自己设计的、样式一模一样只是颜色不同的婚纱——姐姐是香槟色，妹妹是藕粉色。
姜晚穿着她最喜欢的一件素白连衣裙，没有头纱，没有捧花，只编了一条简单的鱼骨辫搭在胸前。
她从来都不喜欢繁复的东西。
我穿上了我唯一的一身正装，就是十年前去学校报到时买的那套黑色西装，袖口磨得有点发白了，但苏棣坚持说这样最好看，因为“这是叔叔最初的样子的纪念”。
交换戒指的时候，苏棠的手抖得几乎套不上去，急得眼眶都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