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注意到桌面上之下，一只穿着裸色中跟鞋的脚，正从对面伸过来，用鞋尖轻轻碰一下我的脚踝。
鞋尖是圆的，皮质柔软，接触的力道极轻，像蜻蜓点水，碰一下就缩回去。
她的脸上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表情变化，眼皮都没抬一下，红色的批改笔依旧在作文本上行云流水地圈画，仿佛那只脚和她的身体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人格。
有时候我会故意把脚往外伸一点，她就会多碰一下，然后嘴角会浮起一个极淡极淡的弧度。
那个弧度太浅了，浅到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如果转头过来看，只会以为她在对某篇写得不错的作文感到欣慰。
但我懂那个弧度，那是她独有的、得意时才会出现的微表情。
当年她第一次成功帮我把洗好的衬衫叠得比洗衣店还整齐地放进抽屉里时，就是这个表情。
同事们都不知道我们结婚了。
在他们眼里，姜晚只是一个曾经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回来当了同事的年轻女教师。
她对前辈抱有感激和尊敬，日常照顾一下也是情理之中，毕竟她上学那会儿就是我的课代表，给我跑腿续水是习惯成自然的事情。
没有人会把这个举止得体的年轻女人和十年前那个穿着校服、踮着脚尖往抽屉里塞饼干的少女联系在一起。
更没有人会把那只每天早上准时出现在我桌上的枸杞茶和十年前那些不起眼的润喉糖放在同一个记忆抽屉里打开。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那些桌面之下的脚踝触碰，那些擦肩而过时故意放慢半步的停顿，那些在走廊上迎面相遇时她飞快地扫我一眼又垂下睫毛的瞬间，这些不起眼的小动作里，藏了整整十年的暗度陈仓。
十年里我们从师生变成恋人，从恋人变成夫妻，从夫妻变成同事，每一次身份转换都像在雷区里跳舞，但姜晚的脚步从来没有乱过一拍。
有一天课间，我从外面巡视回来，推开办公室的门，看见她在帮我整理抽屉。
她弯着腰，白衬衫的下摆从一步裙的腰线里抽出来一小截，露出一线白皙的腰身。
她的手指在我的抽屉里快速地翻检，把散乱的备课本按日期排列，把回形针别在需要标记的页码上，把已经用完的笔芯挑出来扔掉。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老师都去开会了。
我走过去，伸手按住了她正在整理抽屉的手背。她的动作停住了，但没有回头。
“辛苦了。”我说。
这两个字的音量被我压到了最低，几乎是气声，但我知道她听得很清楚，因为她耳后的那片皮肤肉眼可见地泛起了一层薄薄的粉色。
“不辛苦。”她把抽屉推进去，直起腰，转过身来看着我。
她的脸上一如既往地沉静，但那层粉色已经从耳后蔓延到了耳垂，又从耳垂爬上了颧骨，像一滴红墨水在宣纸上缓缓洇开。
“陈老师，您的抽屉太乱了，下次能不能稍微有点条理。”
她叫我“陈老师”的时候嘴角抿了一下，那是她在拼命忍笑的标志性表情。
十年了，她始终觉得在办公室里叫我“陈老师”是一件特别好笑的事情。
她说这种感觉就像夫妻俩穿着睡衣在家里的时候突然开始用敬语说话，荒谬得很可乐。
“姜老师教训得是。”我也回了一句，然后两人同时转过头去，因为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
来的是教务主任，探头进来说下周要检查教案。
我点了点头说好。
姜晚已经在她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了，手里捏着红笔，面前摊着半摞作文本，姿态端正得无可挑剔。
教务主任满意地走了。
门关上之后，姜晚从作文本上抬起头，隔着桌子看了我一眼。
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斜射进来，把她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淡金的边。
她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没有出声，但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她说的是——傻瓜。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苏棣问起姜晚第一天上班的感觉。
姜晚靠在我怀里，想了想，给出了一个相当精确的回答：“像在上学的时候偷偷谈恋爱，只是这次逃课的时候不会被记过了。”苏棠和苏棣笑了好久，笑了很久，久到姜晚不得不伸手去捂她们的嘴，免得吵醒隔壁已经睡着的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