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被她们三个用各自的方式锚定在床上，动弹不得，也不想动弹。恐慌慢慢退潮了，露出礁石一样坚实而粗糙的决心。
她们要给我生孩子。
她们要给我一个家庭。
她们用了十年的时间，把我这块埋在废墟底下的石头刨出来，擦干净，焐热了，现在要在石头上刻上她们的名字，种上她们的种子，让石头变成一座有生命的花园。
我给不了的太多，但她们要的，我倾尽所有也要给。
姜晚是最先怀上的。
那时候她已经读完了师范学院，在这座城市里那所我曾经任教的公立初中当了语文老师。
不是顶替我的位置——我还在教我的书，我的编制还在，我的讲台还在——她是新招进来的，正儿八经考的编制，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名，分到了八年级组。
我至今记得她拿到录用通知书那天的样子。
她从邮局出来，手里捏着那个牛皮纸信封，没有拆，而是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陈默，”电话那头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但背景音里有急促的脚步声，那是她在快走，几乎是小跑，“你今晚想吃什么？”
“什么？”
“我考上了。”她顿了顿，我听见信封被撕开的声音，纸张摩擦的刷刷声透过信号传来，然后她终于多了一丝上扬的尾音，“八年级组。在你对面那栋楼。”
她没有说“我们成同事了”，也没有说“以后一起上下班吧”。
她只是平静地陈述了两个事实，然后等我说今晚想吃什么。
但我知道她一定在那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上，捏着那张录用通知书，仰着头闭着眼睛，让秋日的阳光透过眼皮照出满世界的暖红色。
就像十年前她在办公室里踮起脚尖，把第一盒润喉糖推进我抽屉最深处的时候一样。
她来报到的第一天，教务主任领着她参观办公室，走到我桌前的时候介绍说：“这位是陈默老师，教九年级语文的，咱们学校的骨干。小姜你刚来，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多向他请教。”我和姜晚对视了一眼，她的脸上是标准的、新人对前辈的礼貌微笑，微微欠身叫了一声“陈老师好”。
我回了句“你好”。
教务主任满意地点点头，转身继续领她去看别的工位。
没有人发现任何异常。
没有人注意到姜晚欠身的时候，垂落的发梢扫过了我放在桌面上的一叠作文本，那个轻微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接触，像一个藏在公文和教案之间的暗号。
也没有人注意到我在她转身之后，盯着她白衬衫肩头那道熨烫得笔直的折痕，看了整整十秒钟。
我们的办公桌面对面。
她报到那天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整理了一遍——所有的文件按照科目和年级分类，红笔蓝笔黑笔依次排列在笔筒里，角度统一，间距相等。
她在自己桌子的左角放了一盆多肉，说是能防电脑辐射。
她又多带了一盆，放在我的桌子右角。
“前辈，这盆是同事之间正常的互赠礼物。”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我，正低着头在课程表上写自己的名字，字迹端正清秀，和她的人一样，“教务主任不会觉得奇怪的。”
我看了看那盆多肉。小小的，圆圆胖胖的，叶片上有一层淡淡的白霜。和我那盆绿萝放在一起，竟然莫名地搭。
从那以后，每天早上我进办公室的时候，桌面上已经放好了一杯泡好的枸杞茶。
茶杯是姜晚自带的，白瓷，杯身上印着一行小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个茶杯她从不在家里用，只在办公室用，以免引起任何不必要的联想。
茶水她算过时间，提前十二分钟泡上，等我走进办公室坐下来的时候，温度正好是六十度，不烫嘴也不凉，能一口喝完的程度。
有时候我来得比她早，就会看见她抱着教案匆匆推门进来，一边走一边把散落的碎发别到耳后，然后从我手中接过茶杯——她会说“谢谢前辈”，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旁边的同事听到——续满热水，再重新放回我桌上。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像一套排练了上千次的形体动作。
课间的时候，她坐在我对面批作业。
办公室里还有其他同事，物理老师在改试卷，英语老师在听听力材料，历史老师在打瞌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