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还有一个姜晚。
姜晚是九年级的学生，十六岁，担任学生会副主席，是我的课代表。
她第一次来办公室送作业的时候，我正在批改作文，头也没抬地说了声“放那儿”。
她没走，就那么安静地站在我办公桌旁边，等我批完手头那篇才轻轻开口：“陈老师，您的茶杯空了，我帮您续点水吧。”声音平和温润，像秋夜里流淌的月光。
我抬起头，看见一张沉静如水的面容。
姜晚扎着低马尾，额前留着齐刘海，五官不算特别漂亮，但组合在一起就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恬淡。
她的身材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校服胸口的扣子被撑得有些紧绷，但她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或者说她身上那种母性的气质冲淡了肉体的诱惑感，让人觉得她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温暖、包容、散发着淡淡的皂香。
姜晚不像苏家姐妹那样急切地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她只是默默地做着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的茶杯永远是满的，水温恰到好处，不烫嘴也不凉；办公桌上凌乱的作业本会在第二天早上被码得整整齐齐，按照学号排列；抽屉里会不定期出现一盒润喉糖，或者一包独立包装的苏打饼干。
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不声张，如果不是有一次我提前到校，亲眼看见她把饼干塞进我的抽屉，我甚至不会知道这些细节的来源。
那已经是深秋了，我披着一件旧夹克走进办公室，晨光还没完全亮透，空气里浮动着薄薄的雾气。
我看见一个纤细的身影正弯着腰在我的办公桌前忙碌，逆光的轮廓勾勒出少女青涩却已经开始舒展的曲线。
她直起身的时候看见了我，脸上没有惊慌，只是微微一笑，像妻子招呼早起归家的丈夫：“陈老师，今天降温了，您穿得有点少。”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那一瞬间，我心底有什么东西开始松动，像是冰封了多年的土地，被一股暖流悄悄地化开了一道缝隙。
事情开始失控是在期中考试之后。
那段时间班级成绩在全年级垫底，我被教导主任叫去谈话，被劈头盖脸地训了将近一个小时。
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学生们早就走光了，走廊里只剩下应急灯绿幽幽的光。
我回到办公室，瘫坐在椅子上，把脸埋进手掌里，只觉得一股深深的疲惫从骨头缝里往外渗。
我打开抽屉，摸出一小瓶白酒，拧开盖子灌了一口。
烈酒顺着喉咙烧下去，辣得我眼泪差点掉出来。
“陈老师。” 我一惊，差点被酒呛到。
抬头看见苏棠和苏棣正站在办公室门口，两个人背着同款不同色的书包，手牵着手，脸上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讨好的笑容。
苏棠的怀里抱着一只保温盒，苏棣的手里拎着一只塑料袋。
“你们怎么还没回去？”我迅速把酒瓶塞回抽屉，用手背擦了擦嘴。
“我们等您很久了。”苏棠走过来，把保温盒放在我的桌上，打开盖子，一阵热气带着红枣和桂圆的甜香扑鼻而来。
“妈妈炖的银耳羹，我们偷偷给您留了一份，趁热喝吧，润肺的。”
苏棣从塑料袋里掏出一盒解酒药和一瓶矿泉水，放在银耳羹旁边，什么也没说，只是安静地看着我，那双上挑的眼睛里盛着一种与年龄格格不入的温柔和心疼。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这两个孩子，她们什么都看在眼里——我的颓废、我的醉酒、我被训斥的狼狈。
她们不但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躲得远远的，反而用她们孩子气的、笨拙的方式，试图给我一点安慰。
我知道我应该义正词严地拒绝，应该告诉她们赶快回家，应该维持一个教师最基本的体面和边界。
但我什么都没做。
因为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被人这样在意过了。
我端起保温盒，银耳羹的温度透过盒壁传到手心，一点一点地温热了我冰凉的皮肤。
我低头喝了一口，甜的，糯的，银耳熬得几乎化成了胶质，滑过喉咙的时候带着一种奇异的慰藉。
我看见苏棠和苏棣同时松了一口气，然后两个人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达成目的的得意，但更多的是一种真心实意的欢喜，好像我的接受是对她们最大的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