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法庭的判决在几个月后下来了。驳回言氏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的认定理由是：尽调报告系买方自行委托中介机构出具，中介机构未与卖方存在利益关联的实质证据，买方在收购决策中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主要责任在于买方自身。一句话，言氏要吃下这个哑巴亏。消息传回国内的那天，言氏的股价应声下跌，开盘半小时内跌了百分之七，交易量激增，散户在论坛里骂成一片，机构投资者开始打电话约见管理层。
言曌在消息公布之前两小时就知道结果了。贺彧那边比公开渠道快了将近一个上午。她放下手机，拨了助理的内线：“把东南亚这八个月的财务数据打包，和欧洲子公司的资产剥离方案合在一起，半小时后发到所有董事的邮箱。另外，帮我约一下红帆资本的张总，下午三点。”助理应了一声，挂了。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缓慢移动的车流，站了大约两分钟，然后转身坐回办公桌前开始写邮件。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她出现在红帆资本的办公室里。红帆资本是言氏的第二大机构股东，持股百分之十一，对言氏的决策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张总是个五十出头的女人，短发、戴一副细框眼镜，说话直来直去。言曌没有寒暄，把欧洲子公司资产剥离的方案和东南亚分公司的数据同时摆在了她面前。“欧洲那边是个烂摊子，剥离是止损，也是换血。这笔钱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我们不能让它继续拖累整个集团。”她翻到东南亚那页，指着利润表和现金流曲线，“东南亚这边利润涨了三成，现金流稳定，和国内业务有明确的协同空间。我目前的方案是：把欧洲的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第三方，用东南亚的增量补上今年的缺口。如果你同意，明天董事会上我会正式提案。”
张总看了她两秒，然后翻了翻那迭文件。“你父亲看过这个方案吗？”
“还没有。”言曌说，“先让你看，是我觉得你会支持。”
张总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我支持你。”她说，“你比你父亲务实。”
第二天上午，董事会紧急会议。言国华坐在首位，面前的桌面上摆着言曌发的那份邮件打印稿。他没有翻开。几个董事先后发言，语气焦虑，说股价撑不住、市场信心在流失、欧洲那边的烂摊子拖得太久。言曌在最后一个发言。她把东南亚和欧洲的两个数据表并排放在屏幕上，左边是惨淡的亏损和下滑，右边是稳定的增长和利润。她说：“股价是信心问题。信心问题需要的是可见的增量。欧洲的损失我们认了，但我们需要告诉市场言氏还有别的东西在长。我建议把东南亚分公司的年度利润预期上调百分之十五，把欧洲资产剥离的阶段性目标纳入季度披露。同时，我个人承诺，东南亚这边今年的营收缺口由我来补，补不上，我退出。”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有人轻轻咳了一声。言国华抬起头来看她，目光里带着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他没有反驳，也没有点头。但会议结束时，那份东南亚资产对接的方案被标记为“待推进”，而不是“驳回”。
接下来两个月，言曌几乎没怎么回过住处。她白天在集团总部处理欧洲的资产剥离，找买家、谈价格、做法律尽调；晚上在酒店房间里和贺彧那边的暗线资源通话，协调东南亚的供应链调整和新项目推进。欧洲的烂摊子被她分拆了三块，最坏的一块以略微低于账面值的价格卖给了一家欧洲本土的私募基金，剩下的两块打包做了债务重组。市场的情绪慢慢回来了，股价从最低点反弹了将近百分之十五。之前那些喊着要撤资的机构投资者也开始重新评估言氏的长期价值。
言国华看着她办公室的灯每天都亮到深夜，看着她一个人扛下了本该是整个管理层一起扛的东西。他坐在自己那间更大的办公室里，桌上摊着助理送来的报告，翻了两页就放下了。他发现自己坐在这个位置上的理由正在变薄。以前是他在撑着言氏的门面，现在门面变成了言曌。别人提起言氏，说的是“言曌回来了，言氏还有救”，而不是“言国华还在撑着”。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被一点一点掏空的感觉。他想做点什么，但他发现自己什么事都插不上手。关于欧洲资产剥离的谈判，她全程没有让他参与；和红帆资本的张总见面，她事后才通知他；东南亚那边的利润调整，她直接在董事会提案，没有提前和他商量。他在自己的公司里，像一个名义上的当家，实权正在一寸一寸地被拿走。
欧洲那边传来消息的时候，言曌正在公司加班。贺彧的电话打进来，声音压得比平时更低：“那几个参与诈骗的核心人员，下周会出海庆祝。船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怎么说？”
言曌握着手机站在窗边，看着外面城市亮起来的灯火。“诈骗是要付出代价的。”她说，“安排吧。除了他们的人，其他无关人员都要安全。”
“明白。”
一周后，新闻传来。一艘游艇在地中海水域发生事故，艇上数人罹难，尸体未能全部打捞。当地海警救起了几名落水的船员，确认死亡人员中包括某科技公司前CEO及其财务顾问、参与尽调的两家中介机构负责人。事故原因初步判定为恶劣天气和操作不当。言曌在办公室里看到了这条新闻推送，把手机翻面扣在桌上，继续看手里的文件。那天晚上她回去之后泡了一杯茶，站在阳台上看了很久的夜空。没有风。城市的灯像碎了一地的星星。
“既然法律保护不了我，”她轻声说，“那它也保护不了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