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需加强制度顶层设计
王长江
王长江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北京市委顾问，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中山大学等高校和干部教育院校的客座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中国监察学会理事。
随着整个改革走向深入，反腐也正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党中央新领导班子履新以来，反腐败的力度明显增大，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社会参与的力度也因为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增强。另一方面，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党的公信力。不少方面腐败发展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说明我们已有的反腐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严峻的反腐斗争形势，十分迫切地要求我们把加强反腐制度顶层设计的问题提上日程。
反腐倡廉建设的顶层设计仍需大力加强
我们所说的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归根结底，是和公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公权力运行的必然伴生物。有公权力，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公权力缺乏约束，必然产生腐败。所以，遏制腐败，就必须对权力加以约束，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对反腐进行制度设计。
但是，历史地看，我们缺乏这方面的观念。我们往往把腐败看作来自外面的腐蚀，把腐败现象归根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不仅如此，传统理论还有意无意地强化着这样的观念，似乎共产党天然与腐败现象绝缘。例如，一说到权力，我们就强调只有具体的权力而不存在抽象的权力。权力是否产生腐败，要看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这就从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似乎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权力自然会腐败，而掌握在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手中的权力则不可能腐败。按照这一逻辑，党内出现腐败是偶然的现象，是极少数干部经不住考验，被剥削阶级思想腐蚀而产生的结果。于是，反腐就变得很简单：想方设法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增强他们的党性修养，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在这种主要靠思想教育来解决问题的理念支配下，我们忽视了制度建设问题。结果如我们看到的：在物资贫乏、可利用财富有限的计划经济时期，腐败主要以特权形式体现出来时，尚不明显；而进入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阶段后，财富总量和可供分配的资源大大增加，腐败现象便显得非常突出。
应当承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对腐败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反腐的理念也在不断转变。最突出的是，我们逐渐接受了关于腐败产生的普世观点，看到了腐败与权力的必然联系。我们终于认识到，腐败内生于权力的本性。套用邓小平的句式说：“腐败现象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会有”。与此相对应，从权力约束上寻求治本之策，成为今天反腐败的特点和全党共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反映了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飞跃，即“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十七大强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标志着，制度建设作为反腐的治本之策已经得到确立。
然而，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屡禁不绝的腐败现象表明，用零打碎敲的措施进行约束，就好比堂·吉诃德用长矛大战风车，远远不足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除了教育和制度并重、两大领域都要加强力度之外，在权力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