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倩没有打扰诸葛木瓜，静静地听讲这些离奇的被某些人称之淫之首的正确理解。
房中术源于战国神仙学派。
据今人蒙文通先生考证，晚周仙道分行气（含导引）、服饵、房中三派，行气导引源于巴蜀，尊彭祖、王乔、赤松子为始祖服饵兴于齐鲁，以羡门、安期生为中坚房中起于秦中，以容成、务成子为代表。
《汉书·艺文志》着录房中书八家百八十六卷，计：《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十六卷，《尧舜阴道》二十六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表明战国至秦汉间，房中术是十分盛行的。
以上诸书早佚。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和部分竹、木简，经整理，发现医学著作十五种，其中有五为房中术著作，被定名为：《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养生方》、《杂疗方》。
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房中术著作，据此可以概见先秦至汉初房中术的基本内容。
早期道教在全面继承方仙道之术时，即将房中术纳入其道术系列中。
最早创立的五斗米道，即引进此术，以之和行气、符咒术等配合修习。
魏晋期间，方士道士多习此术。
在曹操招致的大批方士中，“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
后左元放（即左慈）传郑隐，郑隐传葛洪。
葛洪《抱朴子·遐览》着录房中书多种，计有《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等。
可见汉魏两晋时，房中术也很盛行。
东晋以后，一些道派和道士相率反对房中术，如东晋中期出现的上清派，崇尚存思、行气，贬斥黄赤北魏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时，称房中术为“三张伪法”，要男女道官箓生“断改黄赤”。
但是历晋至南北朝，不论道教内外，房中术并未断绝。
南朝梁大医药学家著名道士陶弘景在所着《养性延命录》中即辟专章《御女损益篇》阐述房中术。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又在医术类着录房中专书葛氏《玉房秘术》一卷，冲和子《玉房秘录诀》八卷。
可知房中术在唐代亦继续流行。
直至宋代，由于理学的兴起，在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倡言下，房中术成为首先被冲击的对象，加上当时有人专事张扬房中术之糟粕，使其沦为玩弄妇女的淫秽之术。
在此情况下，房中术遭到社会的摈弃，很多人不敢或不屑于修习和研究；《宋史·艺文志》等再无房中新书的着录，唐前古书亦大多亡佚，房中术渐趋湮没。
直至清末，叶德辉始从十世纪日本学者丹波康赖所着的《医心方》及唐人医方中，辑录出《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附《玉房指要》）《洞玄子》《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各一卷，载入《双梅景暗丛书》。
人们通过这些残篇，才得以略窥唐前房中古籍之面貌。
房中术的本旨是调协阴阳以养生，有其某些合理内核：
节欲慎施房中家一般都不主张绝欲，只主张节欲。
他们从阴阳说出发，认为男女交合是天道之常，施之以法，有益于身心健康；如果强制禁欲，反而有害。
葛洪认为“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但又不可纵欲，必须加以节制，如果“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
章玉倩听到这里对双修之术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也并非世人所想象的那种，可是有关西藏密宗双修之术，难道也分支流吗？
“木瓜，那么西藏密宗双修之术又是怎么一回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