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他拉紧皮夹克，挤开人群，骂骂咧咧地走了。
林砚坐在地上，看着自己擦破皮的手掌发呆。
“小伙子，快起来。”
一双粗糙的大手伸了过来，把他扶了起来。
是个卖烤红薯的大婶。
“地上凉，你这身子骨可受不住。”
大婶帮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又指了指林建业离开的方向。
“那是你爸？怎么跟个仇人似的。要不要大婶帮你报警？”
林砚摇了摇头。
“谢谢阿姨，不用了。”
林砚的声音很轻，被风一吹就散了。
大婶叹了口气，也没再多问。
“那行吧。你自己小心点。”
她转身走回自己的烤炉旁，揭开盖子，热气腾腾的红薯香味飘了出来。
林砚站在原地，看着那个铁皮桶。
他摸了摸口袋，里面还有几十块钱零钱。
“阿姨，我要两个红薯。”
林砚走过去，把钱递给大婶。
“哎，好嘞！给你挑个大的，糖心儿的！”
大婶麻利地用牛皮纸袋装了两个滚烫的红薯，塞到林砚手里。
“趁热吃，暖暖身子。”
林砚接过纸袋。
很烫。
烫得手心有些发疼。
“谢谢。”
他拿着红薯，转身往回走。
他没有吃。
他把那两个滚烫的红薯揣进了口袋里。
回医院的路不长，只有几百米。
林砚走得很慢。
脑海里不断回响着林建业刚才的话。
“你怎么不去死？”
“你就是个累赘。”
“无底洞。”
是啊。他是累赘。
爷爷为了给他治病，卖了老房子，妈妈受不了这种绝望的日子，在一个雨夜收拾行李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连唯一的亲人，也盼着他死。
那为什么还要活着？
为了每天打不完的针？
为了那些永远吃不完的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