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越来越多，加之勤劳，无业不作。而土人虽不断融入华人，但不愿融入的也越来越顽固保守。这些土人地位低下，生活艰难，对华人恨意更盛。而因刘墉之名，华人基于仁人大义对土人的忍让，他们又认为是华人畏惧自己的力量，斗志更为坚定。华土冲突虽不再那么广泛，烈度却不断上升。
十年下来，对刘墉的评价就成了华土矛盾的一条基准线。赞同并敬佩刘墉的人，不论华土，都成了温和派。而将刘墉骂作腐儒、汉奸、以仁祸国的华人，以及视刘墉为华人竖起来瓦解斗志之牌坊的土人，则是激进派。土人激进者出没密林，成了“反政府游击队”而华人激进者则自组各类武装会社，暗中剿杀土人，被总称为“三杀党”（有害华人之行的土人，杀！有害华人之心的土人，杀！乃至所有土人，杀！）。
十年后，宰相选人票从吕宋省下落于县，适逢此时，族争血脉论和大同新义相继从北面传来，成为土人抗争华人的最新理论武器。吕宋华土矛盾再度激化，而当局的政策却因仁人大义而始终犹豫不定，只以糊墙为主。
这一犹豫就又是十年，吕宋本岛东南部渐渐成了土人的“**据点”吕宋北部也因时局动荡而人心惶惶，经济一落千丈。而英华战略重点又集中在了亚非之交，正为苏伊士运河而竭尽全力，当局不得不痛下决心，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吕宋问题。
此时人人平等之势越来越入人心，国中“清流”之势大盛，刘墉的形象愈加高大。以杀戮解决问题的政策难以摆上台面，最终争论下来的结果是，既然难以相处，就别待在一起了。
当两院通过《吕宋华土分立事案》时，一国沸腾，无数国人痛哭失声，甚至有人冲上天坛自残，军队都出现了不稳迹象。反对此案的上层人士更聚于未央宫大门前叩阍，要求皇帝出来主持公道。恰逢太子出事，皇帝卧床，若非如此，皇帝还真可能与两院和政事堂干一仗，英华国宪将面临重大考验。
让国中人心近于分裂的原因在于，此案是一项议和案，英华与吕宋土人独立势力言和，将本已纳入英华版图的甘州（民都洛岛）、丁州（巴拉望岛）和沙瑶岛（棉兰劳岛）割出去，设为外藩属地，所有不愿融入华夏的土人，全都搬去这三座岛，自己建国。虽然名义上还是英华藩国，其实已是异国。
这还是英华立国以来第一次言和退土，国人志气大受打击，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英华国体稳固，仁人大义渐渐占据主流，即便是王道派，也不好再妄论杀伐，这毕竟是一项大义，是“政治正确”同盟会渐渐势大就是明证。
不好大动屠刀，那就只能赶出去，反正那几个地方多年垦殖都没什么成果，殖民公司转手无数，谁接谁破产，看似岛子都大，其实毫无实利。英华最不缺的就是地盘，将这些荒岛丢给土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
此策虽损国人心气，却是两厢折中的最佳办法，即便丢了面子，但执政的同盟会为了里子，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以“弃虚荣，存实利”为理由，推动两院勉强通过了此案。
同盟会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那一届宰相只作了五年，开宰相第一次未能连任先河，在两院里的席位也暴跌半数“腐儒卖国”的帽子更一戴就是几十年。
这项议案也开了中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一扇窗户，尽管之后执政的共和会更重王道和帝国尊严，但面对南洋，尤其是马六甲、苏门答腊一带那些被英华带着初开民智的土著所掀起的独立浪潮，共和会也不得不以利为先，依循吕宋先例，容土人独立建国。西元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中洲变动就来自于此，再之后天竺动荡也源于此势。一连串新国家出现，天竺也进入分治时代。
刘墉作为此势的道义肇始者，来历也在割三岛时代被国人连根挖出，形象从仁善大德沦为清遗汉奸，吕宋太子集天庙里的刘墉石像，不是被泼上粪水，就是被砸掉手臂，甚至还断过头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