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周煌对此事心惊肉跳，下意识就反对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此时英华官僚多重名节，就如青木昆阳所述，宋风复兴。英华官员待遇直追宋时，贪渎虽有，却只盛在海外，而且程度远不如旧世。
英华开今人世，立君民相约之国，受天人大义熏陶长大的士子们都有一股天下在我的责任感，再有儒家在民以及天庙和报业舆论兴盛的背景，社会对个人品德也非常看重，因此官员们都以君子之德为准绳。君子之德里，群而不党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不党不是说不结党，而是说不以党涉政事，而是以中庸本心治政。
英华官场当然不是清澈的，君子之德也是面上的东西，但至少大环境的风气如此。因此结党这事，一旦身为官员，就会非常谨慎了。诗画词曲学术等等会社那是无碍，可类似同乡、同窗这种会社，在英华官场上虽有，却都很低调。
大家都清楚，这类会社利于结党谋利，用来联谊也就罢了，搞更深的东西，顾忌很深。国中报纸最喜欢刺探这类情事，都察院也最喜欢从这类关系入手去查请托徇私之行。
不管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周煌都视刘纶的提议为毒蛇之信，连带对本很尊崇的刘纶也无比憎恶了。
周煌镇定下来，对刘纶冷声道：“刘院事，刘总祭，你这是要祸乱天下啊！哦，我忘了，你本就祸乱过一次了。”
年过五十，宽额方脸的刘纶一身正气，深邃目光中满是平静，身上那股天庙的出尘之气浓郁无比。
听周煌唤他总祭。还提起往事，刘纶淡淡一笑：“周朝散（周煌爵位是朝散大夫），天下之所以得兴，之所以能进今人世。就在人人伸张己利，看起来就是万马奔腾，尘烟喧嚣，就这点来说，天下一直在乱，只不过乱中有序而已。”
“十年前的旧事正是如此，我不出头。天庙也总会有人出头，当时不出头，他日也会出头，当事不出头，它事也会出头。我能出头担此事之责，还能抑害，待他人他时它事出头时，就不是那般情景了。”
十年前。南北虽一统，却隔阂诸多。那时同盟会已散，南北事务总署已散。除了政事堂还能注意着维持南北相融之局外，南强北弱，强食弱肉的格局渐渐显现。毕竟那时除了山东外，其他地方还处于“训宪”状态。
不仅江南岭南工商以资本凌压北方，政事堂在诸多事情上也有歧视之举，矛盾最突出的是文教事。北方士子受到严苛审查，能进入朝堂中枢的很少。北方的学校比南方多了讨伐旧世之罪的诸多课程，课本也是另编的。朝堂鼓励南方学界到北方办学，而北方自己办学却受到诸多限制。
在这个大背景下，十年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河南开封府几家小学的迂腐夫子，不满朝堂所定蒙学教材里对满清康熙皇帝的彻底否定，义愤之下，给学生们宣讲《康熙圣训》。讲了大半年才有人告发，开封知府以违朝廷学理大义之罪抓了这些夫子，还准备将此案列入大判廷审理的范围。
知府之行不仅激起了开封学界的反弹。夫子们纷纷罢课游街，连带不少中学的学生们也鼓噪起来，演变为一场骚乱，起了好几场大火，死伤二三十人。
这些不仅知府暴跳如雷，河南巡抚也强硬以对，准备大治开封师生之罪。正当一场风暴即将徐娟河南时，在河南巡行的刘纶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
刘纶是天庙巡行祭祀会的总祭之一，本不该干涉俗事的。但他在北方多年，对南北人心之差感触很深。他认为官府此举太过草率，更有拿着清算满清之罪的大棒便利行事之弊。
此事不过是小事，就该以文对文，以民对民，官府没必要这么急地出头，让事态节节升级。眼见会演变为一场南北人心大风暴，为了挽救时局，他再也顾不得天庙戒律。
尽管刘纶站出来前已宣布脱离天庙，但他是天庙圣宗巨孽彭维新之徒，彭维新去世后，圣宗在他的领导下发展迅速，已成为天庙一大分支，根基深深扎在了教育体系。他这一出面，事情就变质为天庙涉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