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第三卷就有些猛料了，因为雍正必须要将大清得位之正跟自己得位之正捆绑在一起，所以这里他掺进了一些私货，借驳斥曾静关于他雍正篡位和残害兄弟的〖言〗论，彰示他得位的正当。这部分内容在第一卷里也有所铺垫，如今结合起来，宫廷斗争的内幕，至少是从皇帝口中道出的宫廷斗争是怎么回事，就这么在民间广为流传。
朝堂对第三卷内容自然也很熟悉，但民间却由此大饱眼福，他们还是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国政来往，甚至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皇帝的秘闻，即便只是驳斥谣言。实际上大多数民人，都不怎么清楚这谣言的真正面目，这下却由皇帝自己说了出来。皇帝是在辟谣，可辟谣的效果……………，往往与辟谣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第四卷收录了雍正关于处置吕留良和其门徒，以及相关人等的谕旨，这还不是正式的定罪。跟李肆那个时空相比，多出了数落吕留良后人叛逃南蛮的指控，同时将吕留良学思广传民间的罪责推给了南蛮，由此避开对康熙“仁治”的牵连，同时也替江南官场作了开脱。
最后部分则是曾静的《归仁录》，也就是曾静自己的悔过书。曾静在这部分里总结了自己的认知之失，自承学识浅薄，没有明白人伦乃是华夏之根。
曾静总结说“今日之正义，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我所性之固有。”
他忤悔道：“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天之道，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
黄埔无涯宫李方膺一脸惭愧地对李肆道：“沈在宽依旧顽固，虽承认理学确实不合如今时局，华夏也非靠理学才能成其为华夏，但他仍旧认为，他所作没错。他说，以利导世，为祸太深，只能靠孔孟正道才能驱逐鞋虏，光复华夏。”
李肆将一本书给了李方膺笑道：“无所谓，只要他能承认，理学不是天生就能统治人心的东西就好，反正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这书你可拿给他，让他看看，他北面的同行是什么面目。”李方膺接过书，正是《大义觉迷录》，再粗粗一翻，皱眉道：“这曾静………可是咱们治下之人就这般被雍正拿来揉搓，咱们这一国的脸面何存？”
李肆淡淡道：“此事跟一国脸面有什么相干？朕还巴不得有更多人北投满清，与其让那些天生要作奴才的人在我英华一国里捣蛋，不如放他们去北面。”
李方膺也笑了，的确如此，那些个死不悔改的腐儒最好是都学曾静一般，跑到北面去。
接着两人相对叹气，这是不可能的。还满心坚持着自己那臆想世界的腐儒，在国中也许还有一万，但能像曾静这样还有一腔血气敢于丢开英华现今蒸蒸日上的前程，悍然北投，怕是再找不出十个来。
十东育树百年育人，这人不止人才更是人心。
接着李方膺担忧地道：“雍正在人心上如此大动干戈，这南北局势还不知要如何变化。”
李方膺只是民间身份，李肆不好跟他深谈国政，同时李方膺这话也要纠正，只是笑道：“这就是大动干划？热闹的还在后面。”李方膺瞪眼，槽国政乃至皇室密辛都广告天下，几乎每个学子人手一本，这还不是大动静！？如此景象，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杀胡惟庸时，印书天下，昭告胡惟庸等反贼之罪，动静也比不上现在。
李肆像是自语地低声道：“雍正这是要跨出第二步”
雍正登基后，前四年就忙着两件事，一是清除异己，稳固龙椅，一是收紧银根，搜刮钱粮。为此他不得不向李肆低头，保持着诸多默契。如今两件事他都办得差不多了，但他很有自知之明，英华这四年里跨出的步子更大，国力膨胀更为惊人，他即便是要守住北面，也必须要付出更大努力。
雍正要得到更多人死心塌地的拥护，要得到更多的钱粮来成军，为此他就必须获得更大的权柄。而将曾静一案与大清一国的根基联系上，就能更深层次地搅动人心。
读书人以为，出书就足以搅动人心了，可对权柄在握的人来说，这远远不够，除了杀头，还得作另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