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答应我这一代人的大学教育严重贬值，甚至是负值，已成型的审美趣味成为生存的障碍。音乐美术文学等艺术门类，对于受众，是有要求的，即是有审美素养的人，回想第一次入音乐厅第一次入画厅，必有忐忑。
加上我们百年来的习惯动作，不是确立民族优质，而是诋毁民族优质，五四以来的名人，都在做民族批判。几位导演有建立民族优质的自觉，但上上下下都没有这个需求，没有大方向的共识和热情，也就无力了，整体迷失。
叙事艺术是个什么东西呢？是文化的最低台阶，二战结束后，巴赞感慨，坏了，才几年时间，法国青年没文化了，赶紧办电影沙龙，视为恢复法国文化的一步棋。
“人民不答应”的话语权，落在了商家手里，资方和制片方往往具备“比你更懂电影”的姿态，是现今影视圈的常态。好莱坞的电影体系，导演多是执行导演，剧本定型权、剪接权和选角权在制片人手里——创作者受压制，是有雄厚理论依据的，他们喜欢这样。
老师们骑自行车的时代过去后，对现今的叙事艺术，也越来越不能理解。例如，学艺期受的教育，是“口是心非”方为语言，现今以此原则写就的得意之笔，常遭病垢，要求作出“再直白些”的修改。
大众的定义变了，叙事的定义也变了。八十年大陆的电影观念，完成了法国纪实美学和苏联诗电影的融合，从学理上讲，两者是融不到一块去的，而是二者激活了国人原有的审美，借二者说事，在剧作法和影像上皆有创举，格调之高，原本有日本战后电影黄金期的迹象，建立起民族电影语汇、出现众多个人成就者。
但我们整体上还不是好莱坞，美国也非世界唯一标准。清末以来，对国外理论断章取义，是人们为自己谋权谋利的主要手段，比如晚清重臣张之洞就认为，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不是思想自由，而是诸子是故作偏激，他们博名谋利，在错乱学问。
导演和剧作的本质，是形式感的艺术，但我们总是以外行的眼光学好莱坞，以明星多寡、老套桥段的成功率，来诋毁形式感更新。电影是世俗艺术，世俗不等于庸俗，世俗是要自我演进和自我沉淀的，把握住这个脉，才能体现制片人和导演的专业性。
我们跟世俗总有一层隔阂，总做内心最不需要的东西，然后称之为商业片。那么，资方制片方“再直白些”的要求，就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现今的电影不是电影。
活，而无方式要求，即为赖活。
直讲了，便少得可怜了。但，人民答应了。
叙事艺术的本质是研讨一个“以何种品相活下去”的问题，重要的是品相，在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地域，叙事艺术是不存在的，只能写写抒情散文。俞平伯认为是二流小说，引起诸方震怒，不知老先生指的是什么。
提出反抗，会遭到“看不懂”的回击——这个概念，很像六十年代的“人民”一词。“看不懂”和“人民不答应”，这一对话语，可以摧毁一切。在我阅读的范围里，还没有看到一个聪明人能想出应对的话。
或许，现今的电影不需要专业？
他高抬电影，是在法国没文化的大前提下。我们不用把电影抬得那么高，但也得明白最低的台阶也是个台阶。叙事艺术里最大的商业元素，是心灵需求，对思想性的追求、对审美形式感的追求——好莱坞的明星理念属于形式感的一部分，大牌明星都以时代新人、新审美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单是长得漂亮。
大学上的第一堂剧作课，是谢飞老师推着他的二八大车，带全班同学去菜市场观察生活。
电影是群体合作的艺术，历史证明，交流的成本过高后，便是一场哄闹。
十年来，古装大片的答案都是“赖活者称霸世界”，今年的《铜雀台》作出有力总结，连曹操都不耐烦地死了，存活的都是小人。十年，我们没能想出一条活路。
而一个剧本，常人能看懂的信息，就是台词了，外行的剧本审定者，便会要求从台词上看出一切，否则就是表达不清，剧本没水平。要一个局部性的东西，承担起整体，是没法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