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风头最盛，大家正愁没机会扳倒他们，他们自己内部协调不好，直接把把柄递到别人手上，其他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蜂拥而上，把儒家贬得一无是处，顺道把自家学说改一改，以便更加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尤其是帝王的统治需要和爱好。
譬如说有人批评刘远不尊父母这件事，法家弟子就反驳道：父慈子孝，父若不慈，做儿女的又如何孝顺？万事万物源于法，法若得立，诸事大定，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种情况就应该订立律法，规定子女虐待父母，当处以大刑，反之若父母待子女不慈，甚至虐待子女，子女成年之后，也可不必赡养孝敬父母云云。
从前秦律里对孝道有很严厉的规定：儿女控告父母，奴婢妾室控告主人家，一般都不为罪，父亲偷了儿子的财物，这也不算罪，父母如果控告儿女不孝的，要求处以儿女死刑的，也要处以重刑。
这些律法的制定，当年都有身为法家弟子的商鞅与李斯等人的影子在里面，后来新朝建立，刘远因为自身经历的缘故，对这条律法怎么看怎么不爽，就要求不要加入乾律里。
结果现在法家弟子为了光大自身，顺便打击别派学说，直接就与时俱进，迎合上意，把律法给改了，直接呈献给皇帝。
诸如这样的行为，其它门派的弟子也没少干。
总而言之，这场被后世称为“国策之争”的辩学，开始愈演愈烈，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进行。
这些事情，就连丞相也控制不了。
仔细说来，其实朝中大臣，多数都有诸子百家的影子，比如说周允就继承了法家里申不害一脉，而宋谐则是名家弟子。
但名家一派到了秦末，就已经逐渐趋于没落了，宋谐没有能力力挽狂澜，也不觉得名家不适应时代发展，任其沉寂下去有什么不好，所以他压根就不赞成这种辩学之争。
在他看来，百家争鸣存在的意义，在于让诸侯割据时代的诸侯王们选择最为适合的发展道路，从而出现其中的王者，比如说秦国，采取了法家强国的观点，果真就从七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但在天下一统之中，需要的就是统一思想，因为思想的统一有助于政治的统一，这是大一统王朝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刘远自从立国之后，事事顺风顺水，难免开始自信心膨胀，他没有听取宋谐的劝谏，反而听从了熊康的话。
宋谐也有些气性，见劝不动，索性也就不再劝了，既然皇帝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就等着皇帝撞了南墙之后再出来收拾残局，到时候皇帝自然就会明白他的话是多么正确。
现在的情况是，百家争鸣，那么多学术门派齐聚一堂，大家辩着辩着，难免就离题万里，加上其中还掺杂了各种政治因素和各派利益的斗法，局面已经开始变得有些混乱起来。
原本的国策之争变成了学说对学说的攻击，曾经开宗立派的圣贤们早已作古，而继承并发展他们学说的后代弟子又良莠不齐，一宗之中还分了好几个派别，彼此分歧纠葛更不必说。
刘远被吵得烦不胜烦，又不能出尔反尔取消招贤令，他只能减少去争鸣殿的次数，免得每次回来都听得一肚子火，饶是如此，关于各派学说的上书还是源源不断地呈上来，在刘远面前不断秀着存在感，其中又以指责他的言论占了上风，直让刘远恨不得让人将这些竹简都丢去烧火做饭。
刘远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不想去问丞相。
当初宋谐劝言的时候，他没能听进去，现在局面有些难以收拾了，他再去问计，那些人嘴上不说，心里难免有些想法，好像自己除了打天下之外就一无是处似的了。刘远不相信，自己离了这些人，难道就做不成事了？
而且他还收到孟行的奏疏，孟行弹劾熊康作为朝廷大臣，竟然借着国家机器为己谋利，建言陛下辟争鸣殿，以此宣扬本门学说。
孟行是御史大夫，负有监察百官之责，当初开国之后，刘远封了爵位给那些他一起打天下的臣子，大家都欣然接受了，唯独孟行坚决辞去，刘远知道他性情耿直，也不勉强，但对他难免比对旁人多了几分敬重，所以孟行说熊康是儒门弟子，那熊康肯定就是。
刘远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