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其实并不是都像大家看的那些个电影电视里一样蠢笨无比。他们的军官基本上都是经过正规的军事院校培养的，而且有不少都是有很多的战场经验的。在中国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还仅仅停留在仿造洋枪洋炮的阶段时，日本就已经开始全面仿效西方军队的制度，建立日本的新式军队，这里面就包括建立近代化的军事教育体制。1868年明治政府一成立，即实行“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国策，8月3日，京都军校开学，该校是“陆士”的前身，起初仅收官僚子弟入学。这是完全沿袭了凡事必讲等级身分的幕政陈规，因而遭到反对，1870年取消了身分限制，并通令各藩派送学生不论士庶均可。1871年12月10日，兵学寮迁到东京。翌年4月，法国陆军中校马立克等15人组成的教官团被聘执教。在德川幕府的末期，日本军事训练深受法国影响，“陆士”最初10多年内采用法式体制，并聘法国教官。但日本是帝制国家，故对帝制德国更为欣赏，后来决计在军事上以德为师。1885年，“陆士”聘来德国麦克尔少校为军事顾问，遂改取德式体制。
“陆士”和其他各类军校的出现，是天皇政府以“强兵”为最高国策的必然结果。执政者认为，强将手下无弱兵，而强将须从军校中造就，尔后在战场上练成。《军人训诫》强调封建忠君思想为军人精神之根本。“皇军”成了“天皇陛下”这个人格神任意驱使的兽群。士官学校实行奴化教育，除了有关军事课程之外，学校当局竭力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毒素，培养武士道精神。为了磨练学生的“意志”和适应任何恶劣环境的能力，学校甚至经常逼学生重装操练于烈日当空之时，薄衣僵立于寒风刺骨之夜。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旅顺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血案、日俄战争中乃木希典发明的“肉弹”战术等，都是在野蛮的武士道精神的培育下出现的。
在我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许多人留学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里面有许多人都成为了后来的风云人物，包括吴禄贞，蔡锷，孙传芳，唐继尧，阎锡山，许崇智，蒋方震，张绍增，陈其采，良弼，蓝天蔚，傅良佐，何成浚，陈仪，李烈钧，程潜，杨雨霆，朱绍良，当然还有在台儿庄曾经犹豫不决，不敢从后侧攻击日军的汤总司令以及已找到机会就要和刘建业所在派系的首领陈长官斗一下的何部长。
这与当时中国军队里大量军官，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几乎很少接受正规军事教育的情况差别很大。其实当时日军的战术水准和任何一支中国军队相比都是要强上很多的，哪怕是中央军嫡系部队也和对手有较大的差距。
所以并不愚蠢的越泽中佐开始实地观测起地形来了……
但是日军最大的弱点就是骄傲和轻敌。自从中日甲午战争，一直到后来的日俄战争，再到已经进行了足有三年的全面抗战，一直以来，日军基本上在正面战斗中都很少吃亏，而且极度的小看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由此衍生为不能被挑衅，或者是轻视，按照咱们的说法，就是容易中“激将法”。
“报告师长，刘军长把他的野狼部队的第二小队派来了。”副官向方师长报告。
“真的吗？太好了。我正想着如何激怒鬼子呢。”方师长高兴得说。
“我们怎么安排他们？”副官问道。
“让他们自行寻找目标，自行行动。”方师长放心的说。
还在长沙城里的时候，他就听说过刘建业手里有一支精锐部队，人数虽少，但是战斗力非常强劲。只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见识过他们的能力。这一次，他可是有机会了。
“注意了，现在第一枪要给老子打准，要把鬼子给激怒了，老子要狗日的鬼子马上向我们进攻，先打最前面那匹马，有没有问题？”第二小队队长武沛一旦上了战场，嘴巴里面总是不干不净，可是手下的那些弟兄们就是喜欢这个调调。要是来一个说话斯文的，说不定大家还会很不习惯。这也难怪，这里的弟兄们几乎都是多年的行伍出身，文化不高，心里面最信任的还是和自己一起摸爬滚打，出生入死的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