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日本贵族、寺院通过“寄进”制度掌控大量“不输不入”特权庄园，对依附农民实施五到七成的高额地租剥削，叠加杂役、贡赋、高利贷等多重压榨，农民人身被牢牢束缚，破产流民与私属奴婢群体持续扩大。
还有，日本统治阶级内部，贵族、武士、寺院为争夺土地与权力冲突不断，武士集团借庄园守护之责崛起，寺院武装僧兵频繁介入利益纷争。
这导致，日本的底层民众生活十分困难。
于是，日本各地便频繁爆发农民“打毁运动”，农民手持农具袭击庄园主宅邸、烧毁账簿，要求减免地租和债务。
流民还聚集形成武装团伙，袭击驿站、掠夺物资，甚至攻打地方官署，其中以“海贼”（沿海流民组成的武装集团）最为活跃，他们控制海上交通线，掠夺商船、沿海庄园。
日本庄园内的私属奴婢（也就是下人、家仆）常以逃亡、纵火、甚至刺杀庄园主的方式反抗。
而日本朝廷行政腐败、地方治理瘫痪与灾荒救济缺失，进一步加剧民生崩坏。
这一系列围绕土地兼并、人身依附与阶级对立的结构性危机，在历史上最终通过源平合战完成社会秩序重构，为平安时代落幕与幕府时代开启埋下伏笔。
而这一世，则由大宋引爆了这些矛盾。
大宋通过消灭日本贵族减轻日本底层民众负担的做法，迅速在日本站稳脚跟，并取得了在日本立足的大义。
这使得，这场战争从侵略战争变成了解放战争。
因此日本底层的民众全都大力支持大宋推翻日本朝廷的统治。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大量的日本底层民众主动加入宋军，愿意充当大宋的民夫，甚至是密探。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宋水军的主力沿淀川顺流而下，占据大阪湾沿岸的福原港。
——此地曾为平清盛迁都之地，是关西核心海港。
宋军在此扩建船坞，修复平家遗留战船，与大宋跨海而来的补给舰队形成常态化衔接，掌握关西海域制海权。
陆上则兵分两路：东路沿东海道推进，肃清近江、美浓一带的平家残部；西路沿山阴道进军，控制丹波、丹后等京畿屏障，切断日本地方豪族驰援京畿的通道。
随后，大宋的东路宋军主力沿东海道东进，遭遇平家与源氏残部的联合抵抗。
最会打这种顺风战的宋将刘光世，面对日本这些菜鸡，砍瓜切菜一般，将平家与源氏残部击溃，然后疯狂屠杀。
与此同时，李宝在骏河富士川畔，截断日军水上的补给。
另一边，王德以步兵方阵正面推进，击溃源赖朝麾下的关东武士团。
拿下骏河后，宋军顺势攻入相模国，直逼源赖朝经营的镰仓。
由于镰仓依托丘陵地形，宋军以李琳炮轰击日军的防御工事，再由重甲步兵逐步蚕食阵地。
破城后，暴躁的王德，将日本参与抵抗的人全部屠戮，同时又开仓放粮给日本的底层民众，既是魔鬼，也是天使。
与此同时，李俊率领水军一部沿太平洋沿岸北上，攻占伊豆、房总半岛的港口，与陆上部队形成对关东平原的合围，千叶、三浦等豪族相继无条件归降。
西路宋军由张俊率领，沿山阴道西进，攻克丹后、但马后，转向北陆道，遭遇源义仲残部的顽强抵抗。
北陆地区多山地，宋军发挥指南针导航、以及热气球侦查的优势，在山谷中设置伏兵，又利用信风调度轻装部队迂回包抄，击败叛军于越前平原。
随后张俊又派杨沂中顺势拿下加贺、越中，控制日本海沿岸的能登、越后港口，与东海道宋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关东、关西平定后，宋军兵分两路继续水路并进：
北路水军搭载轻装部队，沿日本海北上，攻克出云、隐岐后，进入虾夷岛南部。
当地虾夷人以部落为单位散居，再加上，宋军到了虾夷岛时，已经是冬天，所以，宋军并未立即对虾夷人加以征讨，仅在函馆设置据点，确立宗主权，想要看看能不能招降这些野人？
与此同时，南路水军则南下攻取冲绳诸岛，在那霸修建港口，打通与华南的海上航线，形成对日本列岛的完整包围。
值得一提的是，金兀术率领金人残部也退守到了虾夷岛。
打到这里，金人也真是退无可退、守无可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