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适南桥、这适南亭、这净慧寺都是由王家捐建的。
王家也当之无愧的是这苏厝村最大的一户人家。
这王家，始于北宋名相王旦，他来自大名莘县（后世属山东），也有说法认为他来自山西太原。他自幼便勤奋好学，于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
王旦的子孙众多，且其中不少人都担任过官职。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王旦便辗转来到了福州，成为这里的望族。
传到这一代，王家仍旧有不少人在朝中当官。
比如王镇，就是大宋的金紫光禄大夫；再比如王迪，他于洪武三年考中进士，后官至太常寺少卿，位列二品。
不过，王家最出名的不是他家是名门望族，代代都有在朝中当官的，且是当大官的，最出名的是，王家趁着赵俣大力推动海上贸易的这二十年间，靠着做海上贸易，积累了两亿缗财富。
这是什么概念？
据历史上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宋熙宁-元丰年间，财政岁入缗钱达六千余万贯。
而到了历史上的宋徽宗时期，经蔡京重启改革、强化禁榷专卖与商税征管等举措后，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部分研究指出此时岁入稳定在一亿六千万贯左右。
这一数值不仅是北宋的巅峰，更是远超汉唐巅峰时期的水平。
不过这一亿六千万贯中的七成依赖禁榷专卖与商税，所以这个收入结构存在畸形隐患。
而南宋时期，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后，财政收入逐步从战乱后的低谷复苏，到了绍兴和议后，南宋财政持续增长，孝宗淳熙年间收入突破八千万贯。
后续随着江南地区农业、工商业以及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财政收入稳步提升，南宋巅峰时期年财政收入长期维持在一亿贯上下。
不过，这一成就依赖于其优化财税制度，如推行“经总制钱”集中地方杂税，同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与商品经济，这才弥补了北方领土丧失带来的农业税损失。
这么一对比，就能看出来，王家这二十来年间，靠着海上贸易到底赚了多少钱。
甚至说王家富可敌国，都不为过。
实际上，不只王家，靠着海上贸易，东南这里的大海商，身家超百万的，比比皆是，他们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士绅和新兴的企业家，成为大宋最富裕的一批人。
在这种情况下，赵俣宣布自己要下江南，在南方过冬，这些身怀巨款的大海商，不免瑟瑟发抖，害怕赵俣这是冲他们来的。
王家家主王潮裔，将家族的人聚集到一起，然后将王镇给家里的急信拿出来，让族中的几个族老看了一下。
同时，王潮裔说：
“八大公信中明言，他猜测，陛下南巡，非为游观，实为财计也。
八大公信中言，我王家勿要行那隐匿资产之事，皇城司、锦衣卫、东厂、军情处，每年要耗费陛下私钱近千万，遍布天下，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瞒住陛下耳目。我家如行隐匿资产之事，非但不成，反而自寻死路。
八大公言，此事于我王氏而言，危中有机，此或正为我王氏兴家立族之秋也。
夫商贾之业，利厚而位卑，自古已然。
我家二十年筚路蓝缕，积财两亿缗，富可敌国，岂得不惹人侧目？
今朝廷连年用兵，又大治北方，府库早已空虚。
天子乏用，必取资于民，商者首当其冲。
秦并天下，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以实咸阳，财货半入公帑；汉武帝穷兵黩武，用桑弘羊之策，算缗告缗，商贾之家破者十之八九，财物尽没于官；隋炀帝征高丽，聚敛无度，江淮富商莫不倾家以佐国，终至家业凋零。
此皆前车之鉴，覆辙不远矣。
八大公、八三公及我皆以为，与其坐待朝廷遣使督责，以至束手就擒，不如自献资财，以纾国难。
如此，非但可免没产之祸，更能博陛下欢心，得朝廷信赖。
他日陛下论功行赏，我王氏或可再进一步，子孙世代簪缨，岂不远胜坐拥金山而惴惴不安哉？”
于是，在赵俣公开招标此次自己下江南的花费赞助时，王氏特别积极。
在赵俣招标为自己提供船队的船厂时，王氏就赶紧买了个船厂，改名王氏船厂参与招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