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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三年，大宋灭后蜀，王全斌请乘势取滇，赵匡胤以玉斧划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以河为界，不征大理。
“宋挥玉斧”这个典故虽然在正史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却在民间流传甚广，逐渐使其成为大宋对西南国策的象征。
虽说这只是一个传言，但要是细细想来，这其中未尝没有道理。
宋朝立国之初，北方辽人虎踞燕云，常常南下打草谷，边患深重，致使其国力、军力不得不聚焦在北疆，实在难以分兵远赴西南这蛮荒之地。
而且，大理所处的云贵高原群山联绵、江河纵横，更有瘴气弥漫的热带雨林阻隔，宋军以步兵为主，既不擅山地作战，粮草转运也极为艰难，百里路程便可能损耗过半，征服成本高得离谱。
而大理国虽偏安西南，却政权稳固、武备齐整，更熟悉地形可凭险据守。
退一步说，即便大宋能侥幸攻克大理，后续治理也是难题——当地民族众多、习俗迥异，叛服无常，需常年派驻重兵、耗费巨额粮饷安抚管控。
还有就是，大理以山地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短期内难以给大宋带来可观赋税，统治收益远不抵长期投入。
大宋建国之初，奉行的便是“守内虚外”的国策，其核心要务是稳固内部统治、消化新平定的后蜀等疆土，防范藩镇割据重演，对开疆拓土本就持谨慎态度。
而大理又始终对大宋保持恭顺，主动通使纳贡，双方通过茶马古道开展贸易，大宋可稳定获取急需的战马、药材，大理则吸纳中原丝绸、瓷器与文化，这种互利共赢的和平关系，远比耗时耗力的征服与统治更为划算。
大渡河还是天然的地理屏障，更让双方形成了自然的缓冲地带，既避免了西南边境的战乱，也让大宋得以专心应对北方核心威胁，实为理性权衡后的最优选择。
此外，当初大唐征南诏，耗空国力，终酿祸乱、折损无数，最终埋下安史之乱的隐患，正是大宋引以为戒的前车之鉴，不愿重蹈覆辙。
所以，赵匡胤以大渡河为天然屏障，与大理划界而治，既免去西南征战之苦，亦能借茶马古道互通有无，换取边境安宁。
说句题外话，在后世看来，云南之所以必取，是基于“守江必守第聂伯河的军事定律”。即，假如我们现在定鼎华北，那么必取山西，因为万一里面冒出一个李存勖呢？
有了山西，则必取关中，防止出来一个宇文泰。
有了关中，必取汉中，防止出来一个刘邦。
有了汉中，必取四川，防止出来一个诸葛亮。
有了四川，虽然不知道还会出来些什么东西，但把云南取了，总是放心些。
这个逻辑在蒙古人南下时得到了印证。
但在这个时代以前，中原政权吃一块地方是要看成本的，要能种田，还不能太零碎，还要便于管理，还要有可供大军通行的交通线路，保障后勤，当地的基本盘还要有汉化的基础，不能是纯夷狄，不能已经有非常根深蒂固的本土身份认同。
这些在这个时期的云南，都够呛能有。
所以，赵匡胤才没要云南，将这些视作边角料。
——在赵匡胤以前的皇帝也多数如此。
此后小二百年间，大宋与大理无大规模战事，大理奉宋为正朔，岁岁朝贡，大宋稳得西南边地太平，得以专心应对北方威胁。
从结果上来看，如果“宋挥玉斧”是真的，虽然可以看出来赵匡胤骨子里的小家子气，但也不失为会取舍。
不过这也造成了整个宋朝的保守。
从皇帝到大臣，都在赵匡胤画的圈子里面活动，他们最大的野心也不过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拥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北疆，再无开拓万里疆土、囊括四海之雄心。
朝堂之上，凡有议及拓土开疆者，无论西南大理、南方交趾，皆会被引“宋挥玉斧”之例，以唐征南诏之祸、西南治理之难驳斥。
久而久之，保守之风浸骨，安于现状成了大宋君臣的共识。
而北疆“燕云十六州”成了宋朝历代帝王与朝臣心中唯一的执念，所有的军力财力、谋划筹算，皆围绕此一隅之地打转，目光所及，不出长城内外，全然忘了天下之大，尚有万里海疆、南疆沃土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