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朝廷初以巡检司水军清剿，但因船小械劣屡战屡败；后改招安之策，选其头目为“缉盗巡检”，令其自领部众防御海疆，此股海盗遂转化为宋朝的海防力量。
仁宗天圣年间，闽粤交界的潮州、泉州海域，海盗多为走私香料、象牙的商人武装。他们勾结岭南官吏，垄断海外贸易通道，遇官船则拒捕，遇民船则劫掠。
庆历初年，海盗头目陈大獠聚众千人，占据澎湖列岛为巢穴，屡次袭扰泉州港。
当时，朝廷命福建路转运使督水师围剿，却因官吏通敌久攻不克。
就是赵俣这一朝，都一直有海盗，他们最猖獗的时候，甚至跑到了山东登州、莱州海域、日本海域，依附金人奸细，劫掠大宋漕运粮船，将粮草输送至辽东金人营地。
赵俣大怒，派大宋的水军去围剿，将这些海盗全都剿灭，然后将这些海盗吊死在登州、莱州、箕地的各个码头。
不仅如此，赵俣还为此设立了巡检司、组建了海禁军，在重要港口与航道巡逻设防，同时派大宋水军将大宋境内的海盗全都剿灭。
那些海盗被捉住以后，全都被吊死在闹海盗最凶的琼州港和广州港上。
过往的商队见此，无不叫好，觉得大宋不愧是当世最大的王朝，虽然大宋的市舶司税收得比较高，但高也有高的道理不是。
看看，前朝屡禁不止的海盗，被赵俣一朝消灭的七七八八，就效果十分显著。
最让来往的商队高兴的是，只要在大宋的市舶司有过完整缴纳关税的记录，并且能够证实货物确实是你丢的，大宋追缴回来的赃物还会如数返还。
赵俣如此治理海域，无疑对发展海上贸易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话又说回来，海盗是禁不绝的。
商船往来于沿海港口与海外藩国之间，所载丝绸、瓷器、香料、象牙、轻重工业品等物，动辄价值数万，甚至数十万，这般厚利足以让无数亡命之徒铤而走险。
沿海破产渔民、流离流民本就无以为生，见海商获利丰厚，便极易结伙为盗，驾船劫掠；而部分海商为牟取暴利，也会暗通海盗，以次充好应付市舶司盘查，将上等货物借海盗之手私贩，进一步助长盗风。
甚至有很多海商，放下武器就是海商，拿起武器就是海盗，他们是边做海上贸易，边打劫别的海商。
有些海盗，实际上就是沿海的渔民，平时打鱼，收到有“大鱼”的消息，可能全村的人都变身为海盗。
更兼海域辽阔，港口航道星罗棋布，朝廷水军纵使增设巡检司、组建海禁军，也难做到处处设防、时时巡逻。
而海盗惯于昼伏夜出，劫掠之后便远遁海外荒岛或藩国地界，水军受限于航程与补给，往往难以追击。
加之部分沿海官吏贪墨受贿，为海盗通风报信、包庇掩护，使得剿匪行动屡屡受制。
更重要的是，海贸越是昌盛，觊觎者便越多，内外勾连之下，海盗之祸自然禁而不绝。
最重要的是，大宋这边剿得紧了，这些海盗就跑出大宋的海域，比如去中南半岛的海域活动，照样能抢掠。
甚至，有些海盗就是藩国海盗。
比如，李朝、占城一带的藩国海盗，就常驾大型海舶侵入广州、琼州海域。他们不仅劫掠商货，还掳掠沿海居民贩卖至海外为奴。
这次，就是番国的海盗联合大宋境内的海盗袭扰广州外港，目前已经抢了数十艘商船，两广震动。
时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的聂山，急调水军抵御，却因为有人通风报信而失利。
最近，这些海盗，竟然游荡到了福州和流求一带，似乎有北上的架势。
也正是因为如此，张邦昌才劝赵俣躲一躲，万一这些海盗来到杭州，赵俣就危险了。
按照张邦昌和一些大臣的意思，要不然赵俣就先不要下江南了，先回京再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张邦昌等人也知道赵俣是马上皇帝，不可能害怕这些小小的海盗。
再者说了，赵俣身边还有当世最有战斗力的神机军，那些海盗要是在海上抢掠也就算了，真要是从杭州上岸，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可知道归知道，身为臣子，张邦昌等人还是不希望赵俣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