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张纯说漏了嘴，说仅到嘉定年间，平江府（即苏州）的上税农田就达到了1200万亩。
也很熟悉两宋时期历史的赵俣，当即就猜到了，张纯说的是南宋嘉定年间，不是明朝嘉靖年间，也不是清朝的嘉庆年间。
当时，苏州上税农田之所以暴增，除了因为南宋初期的高宗和孝宗时期，南宋小朝廷为养活南下的人口，在太湖地区大力兴修水利，整顿围湖造田，疏浚河渠，设立水闸防止海水入侵。水利设施的完善减少了水灾，提高了农田生产能力，同时还鼓励开垦洼地、垦殖山地，增加了农田面积。更重要的是，当时推行的方田均税法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清查了隐田逃税现象，使上税农田的数量爆增。
仅施行了力度并不算强的方田均税法等政策，仅苏州一地，上税农田就从北宋时期的340万亩爆增到了南宋时期1200万亩。
这要是彻底丈量土地，清查隐田逃税的农田，那江南地区的土地税收，又该是何等惊人的数目？
这也就不怪赵俣想推行《士绅一体纳粮》了。
再说回这些新收复的地区。
虽然这些新收复地区的农田数量和粮食亩产远没有江南多，但因为朝廷在这些新收复地区大力推行《士绅一体纳粮》，使得这些新收复地区的所有农田全都被丈量出来，朝廷免费为其出具了新的地契，基本上没有隐田的存在，关键这些新收复地区没有免税的土地，这就使得这些新收复地区上税农田的面积远远高于江南地区。
那在土地税收这块，这些新收复地区肯定是要高于江南地区，更高于赵宋王朝的其它地区。
而遏制了这些新收复地区士绅阶层的免税特权，还避免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局面，让赋税负担更均匀地分摊到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些新收复地区的社会矛盾。
这也减少了新收复地区士绅凭借特权干预地方政务、逃避差役赋税等行为，使朝廷在这些新收复地区征收赋税、征调徭役等方面能更顺畅地执行，提升了行政效率和朝廷的治理能力。
还有，将丁钱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人头税，使得这些新收复地区的百姓彻底摆脱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沉重赋税枷锁。
——以往贫苦人家为逃避丁税，常不敢生育，生下孩子也会溺死，如今摊丁入亩政策推行了之后，这些新收复地区的百姓生育的意愿显著提升，以至于这些新收复地区的新生儿数量较之前增长了三倍有余。
而劳动力的解放更激发了民间生产活力，原本荒芜的土地被大量开垦成农田，这又增加了这些新收复地区的农田数量，促进了这些新收复地区农业的发展。
更关键的是，摊丁入亩打破了人口流动的桎梏。这些新收复地区失去土地或者土地少的农民无需再被束缚于原籍承担丁役，他们纷纷前往城镇或资源丰富的地区谋生。
这使得，这些新收复地区，不仅农业变得发达了，工业也得到了大力发展。
短短三年时间，纺织厂、煤矿厂、水泥厂、木自行车厂、人力车厂、火柴厂、造纸厂、麻绳厂、麻袋厂、陶瓷厂、肥皂厂、蜡烛厂、面粉厂等等一大堆新兴的工厂，在这些新收复地区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为当地的百姓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也为当地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商品。
这又使得这些新收复地区的商业活动也愈发繁荣起来。
现在，在这些新收复地区的城镇中，商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从北地的皮毛到南方的丝绸，从东海的珍珠到西域的香料，应有尽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商贾云集，而市井之间，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另外，陇右地区和河西走廊的商道上，驮队日夜不息，不通畅了数百年的陆地丝绸之路又繁荣起来。同时，由于赵宋王朝对辽国广开了贸易通道，北方的各种资源和货物也大量涌入赵宋王朝。
而随着商业的兴盛，货币经济也逐渐在这些新收复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钱引、铜钱等赵宋王朝的钱币流通使用日益广泛，促进了交易的便捷与高效。
